俄国早期参与对华文化交往活动的机构，除了东正教教会外，还有：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俄国研究中亚和东亚委员会、大学东方系研究所。官方正式的文化往来中重要的一项是相互赠书。十九世纪中叶，先是由清政府应俄国政府之要求，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将北京雍和宫所藏佛教重要经典《丹珠尔经》八百余册赠送对方。不久，俄政府回赠一批书籍，送交清政府理藩院。俄国向来重视搜藏中文图书，自从两国有了交往，俄国就更加注意。1727年瑞典人洛兰茨‧郎格受俄国政府雇用出使中国，带回去汉、满文书籍8套82本，这成为俄国科学院图书馆的第一批中国书籍，后来该馆发展为闻名世界的汉学书库“亚洲博物馆中国部”。

中国的藏传佛教，即喇嘛教，在俄国境内的传播范围，集中在布里亚特蒙古人、卡尔梅克人和图瓦人聚居的三个边远地区。沙皇政府对待藏传佛教入俄，态度是很矛盾的。其固有的政策是要在非俄罗斯族地区无一例外地推行东正教，但是面对蒙古各部族强劲的喇嘛教势力和影响，沙皇政府不得不采取缓和、让步的态度，转为正式承认，让其合法化，利用它以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这就有1728年沙皇政府颁布决定，正式承认喇嘛教合法地位之举。1764年，还由沙皇政府授予喇嘛教座主班智达堪布喇嘛的封号。在十月革命前，首都圣彼得堡共有各种教堂和寺庙近六百座，其中佛寺只有一座，但这却是全俄性质的佛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是藏传佛教在俄国最终立足的标志，又是佛教文化在欧俄的展示中心。

从十八世纪初起，在驻北京的俄国传教士团内萌发了早期的汉学，出现了一批研究中国有成绩的人才，比丘林便是个代表人物。比丘林（1777—1853年）原为喀山一所修道院院长。1807年担任东正教第9届驻北京传教士团团长，于1808年1月到达北京，后来成为俄国汉学的奠基人。他倾全力于学通汉、满、蒙文，先后编成六部辞典，除《汉俄辞典》外，大部头的还有《汉俄语音字典》，共九卷，先后重抄有四次，还依据《康熙字典》作仔细校订，最后根据发音按俄文字母顺序排列，重抄成九卷。此书在他身后，1922年才印行。在北京逗留14年期间，他搜集大量文献资料，1821年回国时所带文物材料重达一万四千磅，其中仅汉、满文的中国书籍就有12箱，全部文献书籍分由15头骆驼驮运。比丘林成绩卓著，于1828年当选为俄国科学院东方文学和古文物通讯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