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早期參與對華文化交往活動的機構，除了東正教教會外，還有：聖彼得堡皇家科學院、俄國研究中亞和東亞委員會、大學東方系研究所。官方正式的文化往來中重要的一項是相互贈書。十九世紀中葉，先是由清政府應俄國政府之要求，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將北京雍和宮所藏佛教重要經典《丹珠爾經》八百餘冊贈送對方。不久，俄政府回贈一批書籍，送交清政府理藩院。俄國向來重視搜藏中文圖書，自從兩國有了交往，俄國就更加注意。1727年瑞典人洛倫茨‧郎格受俄國政府僱用出使中國，帶回去漢、滿文書籍8套82本，這成為俄國科學院圖書館的第一批中國書籍，後來該館發展為聞名世界的漢學書庫「亞洲博物館中國部」。

中國的藏傳佛教，即喇嘛教，在俄國境內的傳播範圍，集中在布里亞特蒙古人、卡爾梅克人和圖瓦人聚居的三個邊遠地區。沙皇政府對待藏傳佛教入俄，態度是很矛盾的。其固有的政策是要在非俄羅斯族地區無一例外地推行東正教，但是面對蒙古各部族強勁的喇嘛教勢力和影響，沙皇政府不得不採取緩和、讓步的態度，轉為正式承認，讓其合法化，利用它以達到控制社會的目的，這就有1728年沙皇政府頒佈決定，正式承認喇嘛教合法地位之舉。1764年，還由沙皇政府授予喇嘛教座主班智達堪布喇嘛的封號。在十月革命前，首都聖彼得堡共有各種教堂和寺廟近六百座，其中佛寺只有一座，但這卻是全俄性質的佛寺，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藝術價值，是藏傳佛教在俄國最終立足的標誌，又是佛教文化在歐俄的展示中心。

從十八世紀初起，在駐北京的俄國傳教士團內萌發了早期的漢學，出現了一批研究中國有成績的人才，比丘林便是個代表人物。比丘林（1777—1853年）原為喀山一所修道院院長。1807年擔任東正教第9屆駐北京傳教士團團長，於1808年1月到達北京，後來成為俄國漢學的奠基人。他傾全力於學通漢、滿、蒙文，先後編成六部辭典，除《漢俄辭典》外，大部頭的還有《漢俄語音字典》，共九卷，先後重抄有四次，還依據《康熙字典》作仔細校訂，最後根據發音按俄文字母順序排列，重抄成九卷。此書在他身後，1922年才印行。在北京逗留14年期間，他搜集大量文獻資料，1821年回國時所帶文物材料重達一萬四千磅，其中僅漢、滿文的中國書籍就有12箱，全部文獻書籍分由15頭駱駝馱運。比丘林成績卓著，於1828年當選為俄國科學院東方文學和古文物通訊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