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是千年文娛的熱點

中國人，甚至是外國人，最熟悉的中國歷史故事和人物，應該是「三國」了。這可以用「家喻戶曉」、「老少咸宜」來形容。不過，絕大部分人所認識的三國故事和人物，主要是來自羅貫中的《三國演義》。這書在中國，以至在東亞的國家和地區，已風行好幾百年，這說法並無誇張。除了《三國演義》，中國一些著名的歷史小說如《楚漢相爭》、《說唐演義全傳》、《楊家將》、《岳家軍》、《七俠五義》等也曾風行一時。不過，現今已日漸被人遺忘。我們這一代是讀這些歷史小說長大的，看來亦是這些歷史小說最後的書迷世代了。在芸芸傳統歷史小說中，獨是《三國演義》到今日仍然大行其道，歷久不衰。比之過去，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有關《三國演義》的各種圖書出版層出不窮，花樣百出。隨着時代進步，三國的故事都在各式各樣的媒體呈現。《三國演義》為題的各類文娛產品，在中國、日本和韓國，依然熾熱，成為這三個國家競爭激烈的文化創意資源。「三國」題材是世界文化史上，流行最持久，讀者最多和最普及的「千年文娛熱點」。影響廣泛如此，當然有其理由。
 

除了《三國演義》外，三國時期的歷史，相信也是中國幾千年歷史裏，最為人喜聽樂聞、最為人熟悉的一段歷史。我們不禁會問，為甚麼《三國演義》與三國時期的歷史，會有如此超時代、超國界、超年紀的閱讀魅力？
 

首先，我們要知道，《三國演義》雖然是一本歷史小說，是一部文學作品，但它的內容和情節，百分之七十卻是真實的。換句話說，《三國演義》的內容、情節和人物，基本是根據三國時期的真實歷史。所以，不管是喜歡《三國演義》也好，喜歡三國歷史也好，讓人興味無窮的是因為三國時期的這段歷史和人物。我們又會問，中國有幾千年的歷史，也有很多重要的時代。為何不到一百年的三國歷史，讓人特別感興趣？當中有很多原因，就讓我們解開這個疑問。
 

人們常說「歷史如舞台」，形容歷史很多事件都是驚心動魄，有如看舞台劇一幕一幕的扣人心弦。三國歷史，有如一齣劇力萬鈞、動人心魄的著名舞台劇。劇情既有激蕩悲壯、震撼人心的場面；也有柔情萬種，儀態萬千的情節。剛柔並濟，所以特別引入入勝，特別動人。

 

 三國歷史雖然不足百年，當時的人口，魏、蜀、吳三國加起來，不到千萬人，卻屬於中國幾千年歷史上的一個波瀾壯闊的「大時代」。既是戰亂頻仍、社會動蕩的亂世；又是一個文才武略，英才輩出的「英雄時代」。同時，這樣一個社會動蕩、民不聊生、人口寡弱的亂世，卻在社會經濟、文化思想、文學藝術、醫療科技、農田水利以至城市建築等方面，多有創新，成就卓越，對日後中國歷史的發展，影響深遠，為中國歷史寫下了一篇「亂世華章」。亂世罕能出華章，在中國歷史裏，屬於亂世而能出華章的時代，看來只有春秋戰國、三國和近代了。
 

現在讀三國更有價值和趣味

三國的故事和人物，已流行了千年，有關讀物，多不勝數。大家喜歡讀《三國演義》，因為《三國演義》故事性強，場面動人，人物性格鮮明，甚至帶給我們很多人生和世態的啟示。其實，真實的三國歷史，比起文學創作的《三國演義》，內容更豐富，情節更動人，更能體會到歷史的真實，讓我們從中吸取豐富的社會經驗和人生智慧。真實的三國歷史，不限於政治和軍事，而是涉及到豐富多采的方方面面。如同，三國時期雖然是一個紛亂的戰爭年代，卻是一個重視讀書的時代，是一種學習型的社會。這種歷史狀況，都讓我們認識到三國何以說是「亂世的華章」。
 

現在，我們真有幸。以前，人們只能從文字或者一些插圖去認識「三國」，無法像我們現在可以更立體地去認識和貼近三國的歷史。現今交通方便發達，可以輕易地到三國歷史事件發生的現場遊覽，實地體會當地的山川形勢，指點江山。親臨其地，吟誦歷代文人墨客記史抒懷的名篇，快意情懷。我們亦可透過現代的技術，繪出不同類型的地圖，增進我們對歷史地理的認識。歷史事件的發生，離不開地理形勢的影響，所以要了解歷史，必須認識歷史地理。我們又可到當地的博物館，親睹各種出土的三國文物，感受三國時期的事事物物。
 

對讀者的一些進言

三國的故事與人物，具有跨時代、跨地域和跨世代的閱讀興味和價值。我從少沉迷《三國演義》，後來研究三國的歷史。經幾十年的體會，認為在今天，有兩種人最應鼓勵他們去閱讀「三國」，認識「三國」，分別是青少年及女性，相信他們閱讀後會受益最大。
 

首先是青少年。青少年的成長，不僅要吸收各種各樣的知識。但是，只是知識是不足以成才的。青少年的成才，須要及早增進人生智慧、培養意志力，開闊視野，強化分析力，學懂人際相處的道理等等。英國大思想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曾說「歷史會增進人的智慧」，所以，因為歷史的真實，通過歷史的經驗和歷史人物立身處世的言行，最能增長青少年的閱歷，提升他們的人生智慧，增進他們對世態的理解。「三國」是一個亂世，亂世就是不太平，不太平的世界是瞬息萬變，動蕩不安。生活在這樣時代的人生，經歷千錘百煉，令人生智慧豐富，能洞悉世變。「亂世三國」的歷史與人物之所以如此動人，原因正在此。在較太平的年代，人容易有「小確幸」的心態，容易滿足「小確幸」的生活；在亂世，人們要面對瞬息萬變的社會，沒有相當的智慧和閱歷是難於應付，容易為社會、為時代所淘汰。
 

不知道年輕人有沒有感覺到，現在世界已進入一個動蕩的年代。這種動蕩是來自世界政局的不安定，科技變化帶來社會和經濟的瞬息萬變，一切都在迅速變化，知識不足以應付，更需要的是智慧。現在的青少年要培養自己成為能從容面對「大時代」的人才。人的成才是不易的，要多磨煉，多閱歷。人類歷史的發展，也是不容易，要經過多少的風腥血雨，才能使人類社會不斷發展。所以我們要珍惜歷史，尊重歷史，了解歷史，因為歷史留下了豐富的智慧。每個人都生活在歷史的長河中。人的閱歷，人的智慧，倒不必事事都要親身經歷，能從歷史經驗中吸收，就是很好的途徑。正如培根所說，歷史讓人有智慧，意思就是說，閱讀和學習歷史，是增長閱歷、增加智慧的最好途徑。
 

我舉兩個歷史人物為例子，他們在青少年時期，通過閱讀和學習歷史，讓自己成為「少年英雄」，成為著名的歷史人物。在西方，剛屆二十歲就率領軍隊推翻東羅馬大帝國，建立起龐大、稱霸歐亞幾百年的鄂圖帝國的穆罕墨德二世。他的軍事和政治才能，不是天生的。他自少喜歡讀歷史、讀歷史人物傳記、讀哲學和文學，從這些閱讀中，吸收了豐富的歷史經驗和人生智慧，裝備了超出他年紀和閱歷的智慧，所以能成為歷史上的少年英雄。另一位是三國時代，只有十七歲已經肩負起主持東吳國政，要對抗曹操和劉備兩大梟雄的孫權。他曾說：「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意思是因為從少閱讀歷史等典籍，對日後的管治，獲益很大。他有一著名故事，是勸導他的手下呂蒙閱讀歷史和兵書，終使原來只是一介衝動武夫的呂蒙，成為一個智勇雙全的統帥。不僅孫權，三國時代是一個「英雄出少年」的時代，這些青年俊彥，大都喜歡閱讀和學習，通過閱讀和學習，培養出自己超年紀、超閱歷的人生智慧和意志，所以能成為少年英雄。
 

另一類要鼓勵閱讀「三國」的是女性。以前人們總認為，「三國」是男性讀物，女性不會喜歡。不是女性天性如此，而是以往社會，受了「男主外，女主內」根深蒂固的觀念所影響。但是，現代社會男女平等，男女同工同酬。在香港，女性的高官和高管，比比皆是，甚至比男的還要多。經驗告訴我們，愈是居於高位的官員和企管，愈需要具備策略思想、戰略部署、領導能力、領袖魅力。若只有勤勤奮奮的行政能力，是遠遠不夠的。歷來，中外都視之為「管治的教科書」的「三國」，對培養人才，培養領袖實在太管用了。在現今男女平等的社會，如想成為高官高管，發揮自己的才幹，就不要再認為「三國」只是男性的讀物了。
 

中國最著名的「四大小說」中，不管那種年紀都應該閱讀《三國演義》和《紅樓夢》。若視《三國演義》只是男性的讀物，已不合時宜。有些男性視《紅樓夢》只是女性的讀物，也是一大誤解。因此，亦鼓勵男性閱讀《紅樓夢》，不是要他們去學賈寶玉的多情，終日混跡脂粉叢中，因《紅樓夢》是中國一本可擠身世界偉大文學作品前列的書，它是一部刻劃世態和人性最深刻的作品。曹雪芹說的「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世故皆文章。」男性閱讀《紅樓夢》，更能洞明世事，更能認清世故。換句話說，更能認識宇宙人生！
 

居住是人類生存的根本需要之一。《禮記‧禮運》記載：「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從這文獻中可知上古時期的皇帝，未有皇宮居住前是住在穴及巢裏，因此稱穴居及巢居。當時位處地勢較高的人會居穴，地勢較低的人居巢，住在地勢中等的人可以冬天居洞穴，夏天住在樹上的巢。

年代不斷演變，社會不斷進步，舊石器時代中國人民住洞穴，新石器時代住半穴。先民選擇洞穴居住時對環境也有要求的，他們會揀選地勢較高、附近有河流水源的洞穴而居，因為這樣對他們捕魚和狩獵較有好處。夏、商時期已出現土築房子，但平民百姓仍是住在洞穴裏，皇帝才有宮殿建築可住。西周、春秋及戰國時代出現早期的四合院，庭院式布局已很流行，又因周代制定禮制，民居建築上也受其影響，建築表現方正，設前堂後寢，有中軸線及左右對稱的特色。

從漢代畫像石及墓葬品中可了解到漢代盛行樓居，貴族居所是大莊園，四面設圍牆及望樓。望樓是負責防守及瞭望莊園之用，以保衞莊園安全。望樓上設有鼓，當莊園遇險時，屋主可登望樓擊鼓向鄰里求助。魏晉南北朝時期民居已有廳堂、庭院及迴廊設置，貴族的居所更設有園林。

隋唐和五代十國時期，民居主要建於里坊之內，四面圍有高牆，牆外是大街。唐代對官員及平民的住宅有限制規定，包括房間數目、屋頂形式和裝飾等。例如據《唐會要‧卷三十一‧雜錄》所載，當時王公以下的官員，舍屋不能建有重栱藻井（重栱是斗栱結構和做法的一種名稱；藻井是中國傳統建築中設於天花板上的一種藝術裝飾。）庶人房屋「仍不得輒施裝飾」，違者會罰杖一百，並要拆卸或賣掉違例建築。五代時期開始出現坐式傢具，到宋代時坐式傢具已很普遍，因而令民居樓底的高度增加不少。

元代民居建築並沒有因為蒙古族統治而有較大改變，在元大都的民居仍然具漢族文化傳統。明代出現較多以磚建造的民居，主要因為明代燒磚技術大為進步，建築開始變得程式化。清代雖然夯土、琉璃、木工及磚等技術發展迅速，但民居的建築特色沒有突破，仍然依照元、明時期的建築風格為主。近代中國社會由傳統變為現代，城市人口急促增加，再加上中西文化交流頻繁，出現具中西建築風格的城市型民居，如上海弄堂就是例證。

今年適逢金庸先生的百年誕辰，我也趁這熱潮，寫一下金庸武俠小說《鹿鼎記》的羅剎國的故事。

羅剎國即今日的俄羅斯，在《鹿鼎記》中，韋小寶不僅和羅剎國公主有過情緣，還帶兵打敗了羅剎國。

俄羅斯是中國近400年的重要鄰邦，國人對俄羅斯有一個認識過程，從清人對俄羅斯稱呼可見一斑。在清初的官方文獻中，清廷對俄羅斯的稱呼極多，主要有兩個開頭：「老」字頭和「羅」字頭。「老」字頭的有：「老槍」、「老掐」、「老羌」：「羅」字頭的有：「羅剎」、「羅禪」、「羅車」、「羅沙」、「羅叉」、「邏察」，而典型的是「羅剎」。如《清世祖實錄》中就記載過：順治九年，「以駐防寧古塔章京海塞、遣補牲翼長希福等，率兵往黑龍江，與羅剎戰，敗績。海塞伏誅。希福革去翼長、鞭一百。仍令留在寧古塔」。另據《八旗通志》記載，順治十一年，「明安達哩自京師統兵往征羅剎，敗敵於黑龍江」。

與清初黑龍江索倫人有關

那為甚麼俄羅斯會有「老」、「羅」字頭的叫法呢？

學者阿拉騰奧其爾認為，清初黑龍江索倫人稱羅斯人為Loca，Loca來源於俄語中表示「獵人」或大貴族和地主家裏經營狩獵的人」的詞語，所以漢語中不論是帶「老」字頭的「老槍、老掐、老羌」，還是帶「羅」字頭的「羅剎、羅禪、羅車、羅沙、羅叉、邏察」，都是「索倫土語」的不同漢字音譯；之所以出現帶「老」字頭的和帶「羅」字頭兩組的情況，是因為索倫土語Loca一詞，在不同語言環境中，出現零詞尾的帶詞尾-n兩種變體形式，即有時以Loca的形式、有時以Locan的形式出現。

至於「俄羅斯」一名，應是來源於蒙古語。韓儒林在〈清初中俄交涉史札記〉一文中提到：元代有「斡羅思」的說法，與現在「俄羅斯」兩名詞（另一個是「阿路索」），皆間接由蒙古文名詞Orons來，「非直接由Rossiya 或Russiya一字譯出。蒙人遇r發聲之外來字，必取r後之元音於r前重疊之，始能讀出。故吾人簡稱俄國之『俄』，不能於Russiya一字中求出也」。

意思就是Russiya怎樣讀也讀不出「斡羅思」（或「阿路索」），因為蒙古人發不出r音，只能發Or音，所以就讀成「斡羅思」，再發展成後期的「俄羅斯」。

學者又指出，清初文獻對俄羅斯記載主要有兩種：一是鄂（俄）羅斯、一是「羅剎」。鄂（俄）羅斯主要用來稱呼經北部蒙古地區而來的俄國人：「羅剎」則主要用來稱呼竄入黑龍江流域、到處燒殺搶掠的哥薩克匪徒。這與俄羅斯向外擴張、中俄兩國在清初的接觸主要在中國東北和北部邊疆兩個方向發生有關。

位於河南安陽的殷墟博物館新館在今年2月開館，佔地262.5畝，這是首次以「沉浸」方式展示商代文化的博物館，令觀眾能全盤了解商代的方方面面。殷墟是商代後期的都城，亦是中國第一個有文獻可考證的都城，自商王盤庚遷殷至紂王亡國，有255年歷史。1928年10月，由金石學家董作賓開始考古發掘，開創了中國近代考古學，是中國考古學的一大標誌，因此殷墟考古被稱為半部中國考古史。

殷墟現存有宮殿宗廟區、王陵區、族墓地群、甲骨窖穴、鑄銅遺址等多處遺址，當中最矚目的要算是發現甲骨文。早在1899年，清代望族及國子監祭酒王懿榮在坊間發現了甲骨文，學術界一致認為王懿榮是最早發現甲骨文的學者。同年，天津兩位學者王襄和孟定生亦對甲骨文作鑒定及收藏，只是名氣不及王懿榮。他們都是從古董商購入甲骨文，因古董商人為了牟利，不肯透露甲骨的來源地，更詭稱是在河南湯陰或衞輝等地發現，對於這些謊話，不少甲骨文收藏家都信以為真，但中國著名金石學家羅振玉不斷研究甲骨文，他認為甲骨文出於湯陰及衞輝等地之說並不可靠，最終在他努力探究下，在1908年打聽到甲骨文的真正來源地是河南安陽的小屯村。

發現甲骨文後，由於學者對這文物需求殷切，出現很多私人發掘情況。據統計在1899至1928年期間，私人發掘的甲骨超過十萬片。當時小屯的村民為了賺錢，只揀選刻有文字的甲骨出售，對於其他沒有文字的甲骨並沒有妥善保護，令殷墟遺址受到嚴重破壞，因此，學術界開始關注殷墟的保護問題，認為應要有計劃地發掘殷墟遺址，終在1928年，一群學者如董作賓、李濟等開始殷墟的考古工作，其後還有梁思永參與。董作賓是金石學專家，殷墟的第一次發掘就是由他主持，一年後李濟加入，主持第二及第三次發掘，他是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留學後回國的學者。梁思永是在1931年加入殷墟考古隊伍，他是梁啟超的兒子，也是在哈佛大學學習人類學及考古學。他與李濟運用在外國所學的考古知識，增進中國近代考古學的發展，令殷墟的考古更具成效。其後著名的考古十兄弟，李景聃、石璋如、李光宇、劉燿、尹煥章、祁延霈、胡厚宣、王湘、高去尋和潘愨也為殷墟的考古工作作出貢獻。

殷墟遺址的考古工作雖然已經歷九十多年，但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仍在不斷努力，讓數千年前的中華文明再度在現今重現，多位考古學家確實功不可沒。

平時遇到全國各地的朋友，聊起各人家鄉的風物，總會感歎南北物事大不同。中國幅員遼闊，到底如何區分北方與南方，有沒有一條明確的分界線呢？有的。不是長江，也不是黃河，而是秦嶺淮河一線。

在秦嶺淮河一線的南北兩側，氣候、環境、人文都有着巨大差異。秦嶺西起甘肅臨洮，東到河南西部，長1,600公里，南北寬100多公里，海拔2,000至3,000米。這也意味着南北交通往來，需要翻越崇山峻嶺。它就像一個大大的屏障，使得夏季南方濕潤的氣流難以深入西北，也讓冬季冷空氣不易南侵。淮河發源於河南西南部，向東流經湖北、安徽、江蘇等地，長約1,100公里。秦嶺與淮河相連，就組成了這樣一條地理界線。

這當中通過哪些指標來確定？主要有三個指標。第一個是降水量，通過對多年平均降水量的分析發現，秦嶺淮河線與中國800毫米等降水量線基本重合，以南屬濕潤區，以北屬半濕潤區。第二個是溫度，秦嶺淮河線也大致是中國1月份零度等溫線，這決定了冬季河流是否結冰，以南區域1月平均氣溫在零度以上，基本不結冰，以北區域1月平均氣溫低於零度，一般結冰。第三個是植被，秦嶺淮河線以南主要為亞熱帶常綠闊葉林，以北則是溫帶落葉闊葉林，同時這也是亞熱帶和暖溫帶的分界。

此外，南北兩側也有着各具特色的人文景觀變化，如糧食作物種植類型，秦嶺淮河線以南以水稻為主，以北以小麥為主﹔油料作物，秦嶺淮河線以南以油菜為主，以北以花生、大豆為主等等。

在中國歷史上，秦嶺淮河線還是一條軍事分界線。秦嶺山勢險峻，跨度廣，本就足以延阻北方軍隊輕易南下。而古代黃河、長江地區都是政權的經濟、政治中心，位於黃河、長江之間的淮河也就成為了自然延伸出去的邊界線。對於南方政權來說，利用綿延的長江布置防守相當不易，必定要將防線北擴，因此常言道「守江必守淮」。北方政權要南下，若佔據整個淮河流域，則可以利用水網運送糧草。清人顧祖禹就總結「南得淮，則足以拒北；北得淮，則南不能自保矣。」

回顧中國古代群雄割據的歷史，魏晉南北朝和宋金元時期，就是以秦嶺淮河線作為政權的分界線。三國魏吳之戰、諸葛亮北伐、東晉祖逖北伐、桓溫北伐、劉裕北伐、淝水之戰、北魏與梁的鍾離之戰、宋金戰爭、宋元戰爭等，戰事不勝枚舉。如今，戰爭的色彩已然淡化，不過親身去往那山嶺與河流的南北兩側走走看看，也頗能感受各地燦爛多彩的人情物事。

在中國傳統建築裏，門除了作保安之用，亦蘊藏着豐富的文化內涵，特別是在中國傳統建築裏，它既有身份的象徵，也包含禮教及道德規範。古時門的高度及闊度、門的構件及裝飾，都要按身份階級而行，不可僭越。

門及戶通常連用，但其實是有分別的。《說文解字》解釋「門」為：「聞也。從二戶，象形。」《玉篇》則解釋為：「人所出入也。在堂房曰戶，在區域曰門。」據《一切經音義》載：「字書一扇曰戶，兩扇曰門。又在於堂室東曰戶，在於宅區域曰門。」據《呂氏春秋》記載，當時的人會在正月至三月祭祀戶，七月至九月祭祀門，原因是動物在冬季冬眠，春季甦醒，這時牠們會從戶出動。在秋季時，牠們則從門進入，準備過冬，因此在春秋兩季分別祭祀戶及門。

現今的門要按建築條例達安全標準而設置，而古代的門限制更多，有宮殿的門、城牆的門、寺廟的門、百姓居所的門等等，每種門的形制規定不同，例如宮殿的門是皇帝使用，規格最高，由三開間至九開間不等。城牆的門有保家衞國的功效，歷代王朝都會設置東南西北四面城牆來保衞城池，每幅城牆會設一城門，原來當中南面的城牆最為重要，因為《周禮》記載：「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這裏所指的正位，是指南面。古籍有載：「別四方，正君臣之位，君南面，臣北面之屬，謂考工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南面的城門便成為重中之重的地方。至於一般平民百姓的宅門，從四合院的規格便最能體現。四合院的大門會設在東南方，原因是按《周易》的規定之外，亦有實際地勢需要，因為四合院的地勢通常是西北高而東南低，大門設在東南方是有利排水方便。

門上的裝飾主要是門聯，門聯又稱春聯、楹聯，是由桃符演變而來。桃符早在周代已有，起初只寫上「神荼」、「鬱壘」兩位門神的名字。在五代後蜀時期，因後蜀君主孟昶要臣子在桃符上寫對偶句，令桃符演變成為門聯，增添不少文學趣味。

歷史上還有一位皇帝喜愛門聯，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民間流傳一故事指有年除夕，朱元璋下旨全國不論官民，都要在門上貼上春聯。他其後更微服出巡看看誰人沒有遵從，路上他發現一家門前並沒有春聯，大怒之下正想問罪，卻發現原來這戶人家是從事閹豬工作，未能找到人幫忙寫春聯，朱元璋見此便揮筆寫下：「雙手劈開生死路，一刀割斷是非根。」。

達摩祖師在武俠小說中被多次提及，是個被神化的武林絕世高手。小說中他一葦渡江開創少林一派，撰寫《易筋經》和《洗髓經》兩大武功秘籍，又創立少林七十二絕技，頗受少林派和其他武林人士敬重。

達摩祖師又稱菩提達摩，歷史上真有其人，也是得道高僧，但他並不懂武功，他的主要事跡在於創立了對中國佛教乃至對中國文化有深遠影響的東土禪宗。

菩提達摩生於南天竺（今印度），是南天竺國香至王的第三子。他是印度禪宗第二十七代祖師般若多羅尊者的大弟子，並成為印度禪宗第二十八代祖師。他得到佛法真諦後，受師傅囑咐前往中國傳教，於是在南朝時期乘船從印度來到廣州。

傳說達摩來到廣州後，一路北上，見到了梁武帝，並與其談法。梁武帝信奉佛法，即位後曾建佛寺，抄經文，供養無數僧人，他問達摩這些事有多少功德？達摩卻說：「無功德」。武帝又問：「何以無功德？」達摩說，這些只是世間的福德，而非功德，功德是要靠內心修煉，明心見性，方成正果。雙方話不投機，於是達摩離去，渡江北上，有趣的是這次北上被神化了，話說達摩來到江邊，尋不到船隻，於是折下一大束蘆葦，立在葦上過江，這是「一葦渡江」故事，當然，這也是小說才有的劇情。

達摩過江後，一路行至嵩山少林寺，感歎此地環境清幽，是難得的佛門淨土，於是在此落跡傳教。他在寺中整日面對石壁，盤膝靜坐，長達九年，最終有所開悟。在少林寺修習禪定期間，有道育、慧可等弟子侍奉他左右，後來慧可繼承了達摩衣缽。

達摩是中國禪宗的初祖，是第一位在中國傳播禪宗思想的人，因此被尊為達摩祖師。他的禪宗，強調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主張徹底超越語言、文字、概念等外在形式的束縛，直接體悟佛法。達摩將「坐禪」作為最重要的修行方法，坐禪須閉目端坐，心地平靜，全神貫注，「自悟自修」。自菩提達摩創立禪宗之後，迄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歷史。禪宗早已成為漢傳佛教的主要宗派，而且深入到哲學、藝術、文化、建築等許多方面。如宋明理學即借鑑了禪學思想的養分；禪詩、禪畫、禪樂等藝術形式都是禪學與中國文化相交開出的明艷花朵。

近世學者認為，達摩北上後，到過洛陽、嵩山一帶，未必到過少林寺，他與梁武帝的論法也存在疑問。但達摩的故事長期在民間廣為流傳，並在各處留有他的聖跡。比如少林寺已被視為禪宗祖庭，至今在寺內仍保存有立雪亭（相傳慧可在此向達摩斷臂求法）、初祖庵、達摩洞、面壁石、「一葦渡江」石像等多處與達摩有關的遺跡。

趁假期之便，我去了趙江西南昌，「探望」念茲在茲多年但從未見過的老朋友——海昏侯。

海昏侯是誰？
他是漢武帝之孫劉賀，劉賀長期鬱鬱不得志：在富庶的昌邑（今山東省濰坊市）無憂無慮地當着王，莫名其妙被拉去當了27天皇帝旋即被廢，成為歷史上的漢廢帝。被趕回封地被削成民；後由於當朝皇帝的忌憚，又被遷徙至當時屬於荒僻之地的鄱陽湖畔（今江西省北部）為侯至33歲病逝。他本人沒有大錯，却不被允許回宗廟祭祀祖宗，就連精心製作上供的裊蹄金麟蹄金也沒派上用場，最終只能隨自己入土。2011年，考古人員在江西南昌市一座小山裏發現他的墓葬，稱為「海昏侯墓」。

海昏侯墓考古因何這麼重要？因為它是考古史上，第一次發現布局完整的西漢列侯墓穴，令考古學家清楚了解西漢列侯墓制的標準模式，這座佔地約四萬平方米的墓園，分布着9座墓葬及一座車馬坑，內裏有祠堂、寢殿、道路和排水系統等基址。這次發現，成為中國近十年最重要考古發現。

海昏侯墓博物館位於南昌東北，離市中心車程約一小時，我到訪那天是平日，加上天氣寒冷，遊人不多。我們用了一個上午走過海昏侯曲折離奇的一生，也看到迄今最豐富完備的漢墓，墓裏出土的一萬多件文物，包括金器、金幣、青銅器、玉器、簡牘和紡織品等，當中金器總重量達120公斤，是考古史上漢墓發現最多金器的一次，而且墓裏出土的五銖錢（漢朝貨幣）亦多達400萬枚，重達10噸，仿如一座小山，由專人點算也花了半年時間才完成。文物當中還有一塊約半米高的漆木板也引起外界哄動，因為木板上繪有孔子及其弟子的畫像，這是至今發現年代最早的孔子像。不過，最令考古人員雀躍的是墓裏發現的五千多枚簡牘，內容主要是儒家典籍、劉賀寫給皇帝的奏章及皇帝降旨的詔書，以及失傳一千八百多年的《齊論語》。這些文物都是漢代考古的珍貴發現，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

從博物館到墓園大概還有2公里，主墓設大型的展館，展示挖掘現場，頗見氣勢，但物件全為仿製，主墓旁為劉賀妻妾孩子的巨大墳堆，墳堆之間已經搭建棧道，我們甚至可以摸到舊時塵土。

海昏侯是不幸的，從小父母雙亡，一生大起大落；他又幸運的，這富可敵國的大墓，居然因為鄱陽湖的變遷，得千年安眠。他更大的幸運，是本已在史書寥寥、不堪文字的廢帝，卻因為一次搶救性發掘，隨他入土的海量器物、寶貴木牘竹簡、禮樂器具，就連正衣冠的鏡子都要描繪孔聖形象，讓我們看到一個更立體更有血有肉的貴族形象。

屹立在中國北方的萬里長城，若從最早的春秋戰國時期算起，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作為古代的軍事防禦工程，長城早已成為中國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遺產，更是中華民族智慧和精神意志的象徵。

雖然抵禦外敵的使命已經卸下，但長城仍要面對當前環境的不同「敵人」。包括人為的過度旅遊開發、盜掘、不當的修繕、惡意刻畫塗抹、私自拆挖等，以及自然界的地震、雨水風沙侵蝕、冰雪凍融、動物築巢和踩踏、植被生長等。如果不加以重視，這處偉大遺跡就會日漸衰敗，滿目瘡痍，不復存在。

上世紀50年代開始，中國政府就重點開展了八達嶺、居庸關、山海關等重點段落的維修工程。此後又進行過數次文物普查，掌握了長城全線的現狀。2005年及2006年，國務院頒布實施的《長城保護工程（2005-2014年）總體工作方案》和《長城保護條例》 從整體上提出了長城保護的要求及保育方案。

當然，要保育長達萬里的長城遺址，需要民眾的共同參與。位於長城起點的河北省秦皇島市，首創「長城保護員」制度，動員在長城附近居住的民眾擔任保護員，對各自負責看護的長城段每月進行10次以上的巡視，並向文物主管部門書面報告情況，政府則給予補貼。後來這項制度推廣到沿線許多地方。這些數以千計的保育員，有年輕的小姑娘、壯漢，也有年長的村民，但他們都自願承擔起保育長城的重任。

隨着科技的發展，長城保護員也有了得力的「助手」。長城沿途經過的懸崖峭壁，可以使用無人機進行勘探，既保護了人員安全，也能收集到數字偵測的實時資料，以便全面分析長城的狀態。長城電子巡檢系統，則是讓長城保護員配備具有衞星及手提電話功能的儀器，既能隨時隨地拍攝照片，也能上傳保護員自己的位置信息，如若在偏遠地區發生意外，可以第一時間鎖定位置並提供救助。

文化遺產的保育，不能單靠政府部門和長城保護員，更要鼓勵全民關注和參與。當我看見學界和科技界合作的「雲遊長城」遊戲時，驚為天人，遊戲讓普通人能沉浸式體驗修復長城的工序。由於有大學專家的參與，遊戲高度還原了長城磚石錯落、樹影婆娑的景象，玩家一步步通過清理、砌築、勾縫、磚塊剔補、支護，修繕長城，於是，我們今年把遊戲引入香港，讓香港人足不出門便能免費加入「雲修復」長城的義工中，寓教於樂，也讓長城為代表的文化古蹟在年輕人心中扎根生長，永續芳華，英姿長存。

香港的出生率持續低迷，從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發布的《2023年世界人口狀況》報告中，發現香港每名婦女平均只生育 0.8 名子女，令本港成為全球出生率最低的地區，政府因此大力鼓勵生育。那中國古時的生育情況又是如何？

傳宗接代是古時的頭號大事，傳統婚姻是以傳宗接代為目標，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再加上古時人均壽命較現今為低，生育可為家庭增添勞動能力。古時女子的生育年齡大約可由15歲結婚至50歲，一生分娩十次也不為過。

考古學家在殷墟的甲骨文中發現最早婦女生育的記載，不少有關婦女生育的卜辭，例如：「乙丑，貞帚（解作婦）爵，育子亡疾。」意思是在乙丑日，巫師占卜商王武丁的妃子婦爵，懷孕時不要生病。至於古代的分娩過程又是怎樣？古籍中最早提及產婦分娩過程，是隋代德貞常所寫的《產經》，可惜這書已亡佚，現今只能從日本最古老的醫書《醫心方》，看到一些引用記錄。從《醫心方》記載中知道古時產婦通常在家中或戶外搭一帳篷分娩，稱為產廬、產帳。《醫心方》載：「《產經》云：按月之方安產廬吉正月、六月、七月、十一月作廬一戶，皆東南向，吉。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二月作廬一戶，皆西南向，吉。凡作產廬，無以棗棘子，鋌㦸杖；又禁居生麥稼水樹下，大凶。又勿近灶祭，亦大凶。」顯示隋代婦女分娩，設置產廬的方位要按分娩的月份而有不同，產廬的設置非常講究。

《醫心方》又載：「古時婦人產，下地坐草，法如就死也。」古代孕婦在產廬分娩，原來並不是像現今產婦能躺在床上生育，而是蹲跪在地上分娩的。分娩要準備的物品也有很多，例如砂盆、小石子、馬皮、濾藥布等。砂盆是放在產婦胯下，用於承接新生嬰兒，故分娩又稱為「臨盆」；小石子是用於臨盆時灑些醋以刺激產婦嗅覺，使其不致暈倒；馬皮是鋪在地下讓產婦坐卧，使產婦分娩時較舒適，亦可吸收產婦臨盆時出現的血污之物。

古代重視生育，特別是生男來繼後香燈，因此懷上男嬰對古代婦女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事，亦衍生出祈孕的習俗。送子觀音、碧霞元君、金花娘娘、麒麟等都是古代婦女膜拜的求子神靈，當中麒麟送子的故事更與孔子扯上關係。東漢時期，王充著《論衡‧定賢》，描述孔子誕生前有麒麟吐玉書於孔宅，上寫「水精之子孫，衰周而素王」，意思是指孔子有帝王之德而未居其位，這就是「麒麟送子」故事的由來。其後民間認為麒麟能為人帶來子嗣，拜麒麟便可得子。

古代中國，醫療遠不如現代發達和普及，瘟疫成為一大威脅，人民遂運用智慧和總結生活經驗，以不同方式應對，登高避疫是其中之一。談到登高避疫，當然不能不提即將到來「九九」重陽。
 

東漢桓景登高避疫故事幾近家喻戶曉，桓景隨方士費長房遊學多年，有一次費長房警告他說，九月九日你家中將出現災劫，避疫的方法是事先準備好茱萸絳囊，九月九日一早讓家中大大小小繫在手臂上，然後出門登高並飲菊花酒。桓景遵照費長房的方法，領着家人於九月九日登高避疫，到太陽下山才返家。回到家中一看，家禽、家畜都暴斃。有關記載見於南朝蕭梁時代吳均所著的志怪小說集《續齊諧記》。這則故事多怪異成分，難有實證，但後世廣泛流傳，令一般人相信「九九」重陽登高避疫始於桓景。
 

事實上，「重陽」一詞歷史悠久，出現時間遠早於桓景所處的東漢。根據西周《易經》，「九」為陽數，兩九、兩陽相重，是為「重九」、「重陽」。戰國時期楚國詩人屈原在《遠遊》中有「集重陽入帝宮兮」之句。西漢初年的宮廷已有過重陽的風尚。其後重陽作為節日，在民間承傳、演變，除了流傳登高避疫的故事外，還加入了祭祖、掃墓等內容。在演變過程中，重陽登高更逐漸成為一種風雅活動，歷代文人雅士以重陽為題材的作品甚多，包括唐代著名詩人王維膾炙人口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桓景登高雖然只是傳說，然而故事中的避疫方式，非無學理根據。地勢低的地方，風勢較小，容易積聚穢氣和傳播病毒；高處風較大，空氣較清新，病毒較難傳播；加上登高是有益身心的運動，自能幫助人體卻病。至於茱萸和菊花，古代醫書如《本草綱目》等，記載了它們的藥用功能。古人登高時，將茱萸帶在身上，可防蚊蟲叮咬。至於飲菊花茶或菊花酒，則可收清熱解毒等效。到了今天，和菊花有關的飲品，尤其菊花茶，仍然被視為有益健康，廣受歡迎。
 

無論怎樣演變，重陽所帶來的登高避疫觀念，不但沒有隨着歲月流逝而式微，反而在華人社會中不斷加強，即使在高度發展的香港也不例外。重陽節是香港的法定假期，是日登高和掃墓的市民絡繹不絕。近年香港人大舉參與登山活動，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全港多處山徑人頭湧湧。這一來是因為市民受疫症影響而不得不將離境旅行改為境內郊遊，二來是人們認為登高遠足有助抗疫和強身健體。上千年的重九登高傳統，在現代香港大大發酵，足見傳統智慧強韌的生命力。

新界屯門的青山和屯門區內的杯渡路、杯渡站，都是因一高人到來而得名。青山古稱聖山，聖山之名得於更早期的杯渡山，杯渡就是來自遠方異域的高僧──杯渡禪師，關於杯渡有很多奇幻傳說，卻又真的有跡可尋。
 

與杯渡禪師相關的史料不多，有關其生平最早的記載，見於南朝蕭梁釋慧皎編撰的《高僧傳•卷第十•神異下•宋京師杯度》：「杯度（同「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而為目。初見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來。」元《佛祖歷代通載》：「神僧杯渡，初出冀州，如清狂者，挈一木杯，渡水必乘之，因號焉。」明《池州府志》和清《九華山志》稱他為「天竺僧」。東晉、南北朝多有印度僧人來華，故相信杯渡禪師較大可能來自印度。
 

根據各種有限史載，杯渡禪師可能在公元五世紀初，從印度經今日的中亞地區來到中國，最初在冀州（今河北省一帶）活動，後來南下，活躍於東晉末至南朝劉宋初。由於他經常乘坐大木杯渡水，因而人稱「杯渡」。他曾在建康（今南京）居住，之後繼續南下，《高僧傳》記載杯渡禪師曾向人說：「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交廣，應是當時的交州（今越南北部）、廣州（今日的廣東、廣西）一帶。
 

據清嘉慶《新安縣志》載，杯渡禪師說要到交廣後，「遂以木杯渡海，憩邑屯門山，後人因名曰杯渡山」。屯門山即現在的青山，杯渡禪師來到香港的屯門青山駐錫，成為青山寺的起源。今日青山寺大雄寶殿背後的杯渡岩，相傳就是杯渡禪師最初在青山駐錫的地方，岩內有一尊古樸的杯渡禪師雕像。一般相信，杯渡禪師到青山弘法，是佛教傳港之始，故杯渡禪師是香港佛教的奠基者。
 

杯渡禪師在香港的足跡，不限於屯門青山。傳說他曾由青山走到元朗靈渡山駐錫弘法，遂有靈渡寺。《新安縣志》載：「靈渡山在縣南三十里，與杯渡山對峙，舊有杯渡井，亦 （杯渡）禪師卓錫處。」青山寺、靈渡寺、凌雲寺（初建於明代宣德年間，距今約六百年），並稱「香港三大古剎」，是香港三座歷史最悠久的佛寺，和杯渡禪師傳說有直接關係的三佔其二，皆可追溯至約一千六百年前，是香港的歷史和文化瑰寶。
 

杯渡禪師在屯門至元朗的足跡，也可能形成香港其中一條著名遠足路線。這條路線，貫串青山寺（又名青山禪院、杯渡寺）、杯渡山（青山）、靈渡山（圓頭山）、靈渡寺，故稱為「杯靈雙渡」。杯靈雙渡全長十多公里，上落坡幅很大，多處路段崎嶇不平，很容易滑倒，身臨其境，可以深刻體會當年杯渡禪師艱辛弘法的精神。要走畢杯靈雙渡，必須有足夠的技術、經驗、體力和意志，故這條山徑成為香港遠足界公認的「四大考牌路線」之一（另外三條路線是：「三狗牙連走」、「一尖三嘴過四灣」、「環湖出嘴探鬼手」）。近年愈來愈多香港人投入登山活動，「杯靈雙渡」已成為許多登山者挑戰自我的必遊之路。

時近中秋佳節，除了舉頭賞月，與家人共慶團圓之外，念誦「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外，我也不禁還想到一件有中秋名字文物的曲折故事，這件文物就是《中秋帖》。
 

《中秋帖》傳為晉代王獻之所書，是中國古代極負盛名的書法作品之一。喜歡詩詞書畫的乾隆皇帝就對這幅作品愛不釋手，他將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王珣的《伯遠帖》以及《中秋帖》三件作品稱為「三希」，即三件稀世珍寶。乾隆還將自己位於養心殿西暖閣的一間書房命名為「三希堂」，足見他對此作的珍愛。
 

《中秋帖》共三行二十二個字，全文為「中秋不復不得相還為即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大軍」，以首二字「中秋」得名。因原帖被割裂，所以看起來語焉不詳，難以完全釋讀，但這絲毫不影響我們去欣賞書法本身。整幅作品筆意連貫，線條豐潤，氣勢磅礴，晉人灑脫率真的個性一覽無餘。不過，後世鑑賞家則對作者產生了疑問。從帖本的紙張來看，是用竹料紙書寫，但這種紙東晉時尚未出現，約到北宋時才有。從行筆來分析，用來書寫的毛筆應是柔軟的無心筆，而非晉代吸水性較差的有心硬筆，字中靈活自如、飄逸圓熟的效果在當時是寫不出來的。清吳升《大觀錄》云：「此跡書法古厚，墨采氣韻鮮潤，但大似肥婢，雖非鉤填，恐是宋人臨仿。」今人大多推測，這是宋代米芾所臨。即使如此，這幅作品亦相當寶貴。
 

說起《中秋帖》的流傳過程，與香港還有一段緣分。清朝滅亡後，這幅作品藏在敬懿皇貴妃所居的壽康宮。隨着溥儀出宮，《中秋帖》散落於民間，輾轉由收藏家郭葆昌所得。郭葆昌死後，轉予其子郭昭俊。郭昭俊於1949年去台灣時，將他手上的《中秋帖》與《伯遠帖》一同抵押在香港匯豐銀行，期限為1951年年底。限期將至，他無力贖回，各方得此消息，都意欲趁此購獲。
 

此時，廣東省銀行香港分行的經理徐伯郊，留意到這兩件國寶將要被出售的消息。他迅速通過其父──時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徐森玉，上報給國家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同時寫信給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很快，周恩來總理亦得知此事，他指示「同意購回《中秋》、《伯遠》二帖」。為此，徐伯郊力勸郭昭俊，並想方設法從銀行取出這兩件珍寶。中央亦派出國家文物局副局長王冶秋同馬衡、徐森玉等前往鑑寶，地點安排在澳門。經過鑑定，均為真跡無疑，於是以35萬元重金購回。這兩幅作品終於重回北京故宮博物院。
 

文物的際遇與國家的命運密切相關。國家衰敗時，大批文物流失海外；國家復興時，則有愈來愈多的文物如《中秋帖》一般，回歸祖國。人有團圓日，希望散落文物亦應有重聚時。

近日香港美食博覽人山人海，各式麵食一如以往地獲市民爭相購買，反映香港人對麵食的喜愛。麵食是中華飲食文化的要角之一，中華大地有不同種類的麵食，僅山西一省，已是琳瑯滿目。
 

據考古印證，山西境內的糧食加工始於舊石器時代晚期，麵食文化於此時開始萌芽。先秦時期，三晉大地就已出現麵食。自漢代起，山西麵食不論種類還是烹煮方式，都日見豐富。
 

一提到山西麵食，不少人第一印象就是刀削麵，刀削麵也確是山西麵獨一無二的代表，相傳刀削麵源於元代，蒙古人侵佔中原後，曾規定每十戶人家共用一把廚刀，人們為了方便，就用薄鐵皮代替廚刀，削麵條下水烹煮，撈起再澆上滷汁，後來發覺味道甚佳。這種製麵手法很快就傳遍了三晉大地，經過不斷改良，演變成現在的刀削麵。 
 

當然，山西既有麵食天堂之稱，又豈止有刀削麵呢？據《山西麵食大全》一書，已蒐集並整理了890種山西麵食。山西是多山少川的內陸地區，蔬菜品種少，家庭主婦難有多餘條件製作副食，於是在麵食的製作手法上加以創新，用五穀雜糧，以拉、抿、擀、壓等多種手法，配合製麵工具如刀片、抿床、剪刀、筷子、梳子等，製作出讓人目不暇接的各式麵食：拉麵、撥魚、灌腸、抿尖、貓耳朵、推窩窩等，可謂一麵百樣。「百麵」配合澆頭、菜碼（伴麵的時令小菜）和小料（伴麵的各式調味），就在麵食上衍生出「百般滋味」。 
 

山西獨特的麵食文化，離不開自然環境和人文因素。自然環境方面，山西除汾河兩岸外，大多是山區，較為適合種植耐旱的五穀，《山西通志》記載，當地穀屬有麥、黍、稷、粱等，豆屬有綠、黃、黑、扁、小豆等；加上古代交通不發達，屬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飲食文化遂重境內穀物加工、製麵食。同時，麵食文化也促進了農業生產向雜糧種植的方向發展。再者，山西中北部為高寒之地，自然令人偏好溫熱、方便的飲食方式，麵食正切合所需。 
 

人文因素方面，自古山西人好麵食，《河東備錄》曰：「并（指并州，今山西太原、大同和河北保定一帶）代（指代州，今山西東北部忻州市代縣）人苦於嗜麵。」可見，麵食是古時山西一帶的家常便飯。現今山西大部分家庭仍以麵為主食，也樂於自家做麵，特別是農家婦女精於「一麵百做」，令不同種類的麵食在餐桌上躍然起舞。麵食不但是山西人的主食，在過年、結婚等喜慶，他們更會捏製麵塑以示慶祝，因而很多地方都有「有饃（麵製食品）就有事，有事就有饃」的說法。百麵三晉，着實多姿多采！ 

 

幼時讀《三國演義》，沉迷於「檣櫓灰飛煙滅」的戰爭場面，更陶醉於帝王家事、將相交替、你方唱罷我登場的連續劇。今天讀《三國》，更多是從中國人的精神家園角度，其文化豐、人物活、領域廣、層次深，已成國人歷史回憶最深刻的基因。
 

這些年，有關三國話題的書籍已是汗牛充棟，幾乎遍及方方面面的領域，已想不到還有哪些題材可供開發。然而，科技的進步卻大大打開了我們的眼界，包括了文物、遺址、古蹟、圖像、地圖、復原圖的呈現。所以，我們讀《三國》，各種圖像尤其地圖是不能錯過的。
 

三國時期戰爭頻繁，看三國的人多是衝着戰爭而來，但所謂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很多三國的熱愛者卻不知道要了解整場戰爭的緣起和脈絡，最重要的不是看文字的陳述而是細讀地圖。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曾指出：「歷史軍事地理又是歷史地理學，也是軍事地理學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篇章。」早在春秋末年，《孫子兵法‧地形篇》中即說到：「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隘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在研讀《孫子兵法》多年後，我對軍事地圖極感興趣，從戰場的地圖可看到軍事與地理環境之間的關係及其規律，地理因素對戰爭活動有多方面的影響，如戰略方針的貫徹、軍事裝備的應用、戰略戰術的選擇、將帥策略的發揮、後勤補給及軍需物資等，是古代軍事、地理、天文等科學的交叉應用。現代科技突飛猛進，在地圖上下了莫大的工夫，真真正正做到了還原立體視像。今天要領略戰爭過程和奧秘，實應借助更多3D地圖的視角。
 

一系列地圖讓我們看到吳蜀的攻防策略，魏蜀交鋒時魏國佈防變化及軍事部署，吳魏戰爭中吳國在長江一線的軍政部署和戰術策略等。此外，地圖上也分析了戰爭的地域分類、戰略樞紐形成原因及地位價值的演變，並從地理形勢及軍事成敗入手論政權得失。例如書中點出一個戰略重地是漢中。當年劉邦出漢中襲三秦，開創大漢基業；公孫述據巴蜀，鎮漢中，割據一方；張魯以五斗米教為旨，盤踞漢中地區數十年，成為東漢末年一支不可忽視的割據勢力。此後曹操、劉備、魯肅、周瑜、諸葛亮等都看到了漢中地區在軍事戰略上的重要意義。赤壁之戰後，漢中地區不僅成為了曹、孫、劉三人焦點，更是魏蜀兩國爭奪的中心。不閱地圖，就無法宏觀地了解漢中一地之戰略意義及三國之軍政形勢。
 

當今文本研究的深入、考古的發現、3D地圖的普及、航拍技術的應用、民俗文化的發掘、人文關懷的飛躍，翔實的地名考證、豐富的地理論述，其仔細程度，恍如使人回到三國戰場，聽到戰鼓齊鳴、兵士咆哮，看到戰旗飄揚、萬馬奔騰的情景。

 

在金庸的《笑傲江湖》中，嵩山派掌門左冷禪欲吞併華山、泰山、衡山和恒山四派，書中借沖虛之口道：「左冷禪當上五嶽劍派盟主，那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將五派歸一，由他自任掌門。五派歸一之後，實力雄厚，便可隠然與少林、武當成為鼎足而三之勢。」小說中這段記載既是把左冷禪癡人說夢的野心直白地書寫出來，同時也把原本相隔千里的五嶽概念合而為一，是《笑傲江湖》最關鍵、最異想天開的情節。
 

為何說左冷禪癡人說夢？五嶽是中國芸芸大山中的五個。以五嶽在古代中國版圖的位置和涉及的範圍，左冷禪的國中之國北到山西（恒山）、東及山東（泰山）、南達湖南（衡山）、西至陝西（華山），面積較全盛時期的太平天國還要大！很明顯，以《笑傲江湖》的時代背景，欲單憑嵩山一派之力混一五嶽，無異是金庸開的天方夜譚。
 

五嶽在地理上，似互無關聯，然而五嶽概念卻和中華文化息息相關：包含了山神崇敬、五行觀念、帝王封禪（尤其泰山封禪）；五嶽也是道教和佛教名山，如道教在華山有華山派、佛教在嵩山有少林寺等。不過，五嶽概念，最早非指上述五山，先秦時期只有「四嶽」之稱。四嶽觀念，源於中國早期的山嶽崇拜。以山嶽為中國先民的宗神，與遠古時期中國先民的居住環境和經濟生活有關。四嶽的意思，有指是神，史學家顧頡剛指：「最早為古代西方羌戎中的姜姓部族宗族神，是由於他們居地的山嶽之神衍成部族祖先神的。」有指是職位，《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玄解釋：「四嶽，四時官，主方嶽之事。」大抵四嶽和「四方」、「四海」等意思接近，非專指某個職位或某座山。當然，先秦一些典籍如《堯典》的記載中，已經把岱宗（泰山）稱為「東嶽」。
 

至於「五嶽」名稱，早見於《周禮》、《禮記》，但沒明指是甚麼山。直到秦始皇統一天下，用五德終始說解釋王朝更替，稱秦為水德，周為火德、水勝火，故取而代之，自此「五」成為了中國文化的重要數字。《史記‧封禪書》記漢武帝時申公的說話：「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今河南嵩山東部的太室山）、泰山、東萊（今山東大基山）。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此時的五嶽皆在黃河流域，和《笑傲江湖》的五嶽差距甚遠，而且五座山都是黃帝常到之處，神仙之所，足證此時的五嶽已是山神崇敬和五行觀念並行。由此可見，自秦漢起，受五德終始說影響，為了適應大一統形勢下帝王封禪的需要，從漢武帝到漢宣帝時期，五嶽漸趨明確固定。到了東漢鄭玄為《周禮》作註時，始有「五嶽，東曰岱宗（泰山）、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高山」之說。從古至今，五嶽在中國的思想、政治、宗教，以至多個人文領域，都體現出中國文化的轉變和傳承。

 

今天流行的觀點會把元宵節（也稱上元節，即農曆正月十五）定為中國情人節，據說是女子到了元宵節才可以出門遊樂，成男女相見、戀愛之機。不過，元宵節原是表達人們祈望豐年，男女之情是要到元明戲曲小說才大行其道，這交接了一個真正以表達男女狂歡為主題的古代節日，這個節日正是三月三日上巳節。
 

「上巳」可追溯至先秦，是一個迎接春天的日子，「上巳」之意有說是化凶為吉的破除之意；有說「上」是「尚」、「巳」即「子」，故意在求子，其真意今不可考。三月的巳日在農曆中是不固定的，自魏晉以後，人們為了方便，把日子定在三月三日這一天。此節大盛於魏晉而衰落宋元，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上巳節的「遊春」和「懷春」關係匪淺。
 

《韓詩外傳》記鄭國招魂續魄的習俗，並且認為手持蘭草能祛除不祥。《周禮》記：「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即是由女巫舉行除災去邪儀式，大眾在河邊用香熏草藥沐浴。《詩經‧鄭風‧溱洧》反映了鄭國青年男女在水邊踏青幽會的盛況。像這樣記三月男女歡聚水邊戀愛的詩歌，在《詩經》還有《鄭風‧褰裳》、《墉風‧桑中》、《衞風‧淇奧》等，可見這種習俗在先秦是多麼流行。《周禮》有另一段記載更為火爆：「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就是說陽春三月，萬物萌生，須順應天時，讓青年男女自由約會，甚至私奔交合也不必禁止。這在後代就演變為上巳節的祓除與男女會合之事。
 

入漢以後，巫風日去，官方把上巳視為祈求吉祥的節日，《後漢書》記：「（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巳，官皆潔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災為大潔。」魏晉南北朝時上巳節盛況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從王羲之《蘭亭集序》到梁簡文帝《三日侍宴林光殿曲水詩》等專門記上巳遊樂的作品看，士大夫們不再停留在「行浴」上，更有「浮卵」、「曲水流觴」等雅興。唐代的上巳盛況如昔，杜甫《麗人行》云：「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
 

然而入宋以後，上巳節幾乎消失殆盡。記載北宋習俗的《東京夢華錄》裏沒有「三月三」條目；記敍南宋都城臨安民俗行事的《夢梁錄》裏，雖在「三月」條目中記了「三月上巳之辰」，但寫的已經不是南宋當代之事，更多是在抒發對古事的追憶之意。
 

上巳節式微，主因是宋儒規範壓制的結果。原本的上巳節帶有濃重巫術意味和放縱色彩，這兩個來自民間社會的習俗，到了宋代已不容於官方，於是上巳節「遊春」部分去了清明節，「懷春」則歸入了元宵節。上巳節的盛和衰，既反映了入宋以後的男女之防備加重視，也更見民間風俗走向規範後的暗藏春色。

 

本周初，有緣出席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博士題為《共同守望人類的故宮》的講座，聽王院長娓娓道來，意旨宏大，內容豐富，尤其對即將開放又萬眾期待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應是頗有啟發的。
 

眾所周知，在「四大文明古國」中唯有中華文明綿延至今，成為最古老並且從未中斷的文明，仍是風華正茂和生生不息。而故宮博物院又是中華文明的主要代表，它是古代宮廷建築藝術之大成，是世界上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結構宮殿建築群，被譽為「世界五大宮殿」之首。「聞名遐邇紫禁城，華彩琉璃萬重門。」朱牆黃瓦，雄偉壯觀；雕欄玉砌，富麗堂皇。無論是古風古韻的人文景觀，抑或是「願看故宮一場雪，不負歲月不負卿」的唯美自然，都凝聚無數先人的巧奪天工，璀璨不朽。
 

除建築之美，故宮博物院亦藏有超過186萬件珍貴文物，以明清宮廷文物類、古建類及圖書類藏品為主，體系完備，品質精良，囊括陶瓷、繪畫、法書、銘刻、青銅器、琺瑯等諸多類別，精華薈萃，蔚為大觀。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等國寶級文物，比比皆是，享譽中外，堪稱人類藝術的寶庫。
 

2020年，紫禁城建成600年，如何「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王旭東院長提出「四個故宮」，即以「平安故宮」為基礎，保護人類共有的文化遺産；以「學術故宮」為核心，挖掘人文精神和多元價值；以「數字故宮」為覆蓋，實現文物的永久保存和永續傳承；以「活力故宮」為創新，讓文物「活起來」，講好中國故事。
 

「四個故宮」中，我認為「活力故宮」的概念對香港故宮啟示最大。「活力故宮」在於展現故宮及其文物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審美價值、科技價值、時代價值，讓公眾享有更加充實、更為豐富、更高品質的精神文化生活，讓文化以多種載體抵達大眾，觸動心靈。深厚的歷史背景，加上文化使命，香港故宮的目標，不應只限於成為旅遊打卡點，而更應聚焦於增強香港青少年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進而成為中華文明的繼承人。這需要學校、各大文教機構、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
 

今年新春，故宮博物院向我們展示了如何讓國寶「活起來」，以名畫《千里江山圖》為創作靈感的舞蹈詩劇《只此青綠》選段，亮相央視春晚，大放異彩，特別深受年輕觀眾青睞。舞蹈通過創新科技，將藝術創作與文物價值融合，盡顯新時代下中華文化的新活力。香港也可製作和故宮有關的教材，包括工作紙、遊戲、展板、影片、教學簡報等，打通諸如中文、中史、常識、視藝、音樂、生活與社會、公民等多個科目，在教材上讓國寶「活起來」，在每一個年青人心中建成「我們的故宮」，讓中華文明生生不息、風華永茂。

 

端午節剛剛過去，但作為今天活動繁多，動靜皆宜、老少咸宜、韓國覬覦的傳統節日，端午節的「華麗轉身」頗值一談。
 

端午節起源於遠古時期先民五月時令的巫術祭祀和吳越地區的圖騰崇拜，歷史上曾有多個稱謂，如「夏至節」、「五月五日」、「仲夏端五」、「重午節」等。在古代中國，農曆五月正是疫病流行時節，俗稱「惡月」、「毒月」、「凶月」等，而五月五日，更是「惡月惡日」，《風俗通》有說：「俗說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故有關五月五日止惡防毒的記載頗多，至晚在周代，已有用蘭草浸水沐浴，以清潔去毒的習俗。而吃糭子也是一個重要習俗，因糭子以植物葉子包裹，先民選用茭白葉、蘆葦葉、箬葉等，具有驅疫、辟邪、解毒、清熱、消腫等功效。
 

而在河流交錯之地，先民在水上以舟船捕撈、運輸，考古學者在錢塘江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距今約 7000至8000 年前的獨木舟。而在夏天將臨的日子，追逐玩耍、競渡娛樂，自是必然，《舊唐書‧杜亞傳》有記：「江南之俗，有競渡之戲。」龍舟競渡以外，吳越百姓從「斷髮文身」習俗進而在五月五日用五彩絲繫臂，以增加祭祀儀式感，故近代學者聞一多認為端午是「一個龍圖騰團族舉行圖騰祭的節日」。
 

那為甚麼會選五月的第五天呢？這或與《河圖》的陽數有關。《河圖》中 1、3、5、7、9 為陽，我國重要傳統節日的時間多為陽數重疊組成，例如：一月一日為元旦、三月三日為上巳節、五月五日為端午節、七月七日為七夕節、九月九日為重陽節。至晚到唐代，五月五日已成為官府認可的節日。唐高宗顯慶二年（657 年）《停諸節敬獻詔》云：「比之五月五日及寒食等諸節日。」「端午」原來稱「端五」，是初五之意，晉代周處《風土記》載：「仲夏端五，烹鶩角黍。」直到唐代才出現「端午」一詞，唐李匡乂《資暇集》：「端，始也。謂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書午字，其義無取。」表明當時社會上已廣泛使用「端午」。
 

今天的「端午」多說是紀念屈原，但這是後來歷史的「創造」。「端午」的最早名字，可追溯至夏商周時期的「夏至節」，其時屈原遠未出生，最早記祭祀屈原的史料，要到南梁吳均的《續齊諧記》：「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但這一說法在隋代已有異議。杜台卿在《玉燭寶典》認為競渡是「夏至節」的娛樂活動，非為打撈投江的屈原。
 

今天「端午」的諸多活動是歷史的集大成，既有為去惡月的糭子，又有慶祝夏至節的龍舟競渡，更有屈原投江殉國的悲壯，歷史諸事在此日交差，成了從畏懼到喜慶的曲折過程。

 

在香港開埠以後，遷到香港辦學的英華書院校長理雅各（James Legge）從英國買來一些英文教科書，再根據香港學生的能力、語境、志趣、深淺等作適度的編改，最後通過書院自設的印刷所刊行，這個本來有點無奈之舉，卻打開了東亞教育現代化的一片天，並以《智環啟蒙塾課初步》一書為代表，永垂史冊。
 

由英文至中文

《智環啟蒙塾課初步》（Graduated Reading: Comprising a Circle of Knowledge in 200 Lessons），原是英國教育家貝克（Charles Baker）編寫的課本，顧名思義是由200節課組成的漸進知識圈，屬入門式的通識書，題材包羅啟蒙世界的方方面面，如科學、地理、社會、政治等。1856年理雅各把它編譯成一部香港中學教科書，每頁上部為英文原文，下部為理雅各的中文譯文，儼然一部「小百科全書」。這使該書兼具了知識啟蒙、教義增潤和學習英語的作用，面世後大受歡迎，中央書院（今皇仁書院）、英皇書院等官校也有採用，1859年香港官學更把該書作為標準教材。
 

由中文至日文

《智環啟蒙塾課初步》在日本也流傳甚廣。1860年，此書傳入日本，最初的版本是1862年純中文翻刻版，這一版刪去了每頁上部英文原文，只保留下部中文譯文。直到明治（1868-1912年）初期，日本已出版該書多達十餘種版本，主要是作學童啟蒙書和英語教科書用。學童啟蒙書刪除英文部分，從早初的中文版到日後的日文版，成了認識西洋新知識的入門書，又是基礎的小百科辭典，讓日本學生打開眼界，對引進西學具有啟導的作用；英語教科書則是理雅各的中英對譯版，由於該書是基礎讀物，英語淺白易懂，題材活潑有趣，加上中英對照，是日童學習英語的理想選擇。該書獲日本許多小學採用為為教科書，對日本現代化做出了頗大的貢獻，該書也是日本知識階層主要的知識來源，福澤諭吉和很多啟蒙思想家都曾通過該書以學習英語。日本近代學者增田涉曾指出：「此書作為西洋知識入門的啟蒙書，或作為英語教科書，對明治初年為我國開發新文化立下的媒介之功，必須給予高度評價。」
 

由日本回中國

此外，理雅各在翻譯《智環啟蒙塾課初步》時創作了不少新語詞，如「陪審」（jury）、「老人院」（almshouse）、「公侯院」（house of lords）、「百姓院」（house of commons）、「水蒸」（steam）等。日後這些名詞流入日本，或為日本新譯詞替代，後又出口轉內銷流回中國。這些融入現代漢語詞彙的源流演變，也揭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另一境況。

在這個文化交流的過程中，香港在編譯、出版、流傳等方面擔當關鍵的樞紐角色。

 

很多人都知道香港歷史最悠久的現代中學是創立超過二百年的英華書院（現在的英文名稱是Ying Wa College，往昔為Anglo-Chinese College），但鮮為人知的是該書院不僅是香港第一所，更是東亞第一所基督新教中學。該校在1818年創立於荷蘭殖民地馬六甲，其創辦人馬禮遜和首任校長米憐乃基督新教最早來華的兩位傳教士。他們既是來中國傳福音，卻為何首選在東南亞的馬六甲辦學呢？ 
 

馬禮遜於1807年9月4日抵達葡萄牙治下的澳門，不久搬往廣州「十三行區」。他游居於廣州和澳門之間，努力學習漢語，搜集中文書籍，聘請包括容三德、李察庭等任中文老師兼助手，並開始翻譯中文聖經。在翻譯和印刷書籍的工作之外，馬禮遜一直尋求可持之以恒的傳教工作，自抵達澳門那天起，他便參觀了天主教教堂和修道院，包括聖保祿書院遺址。聖保祿書院是亞洲最古老的西式大學，由耶穌會士范禮安在1594年創辦，隨後幾個世紀，尤其明清時期，培養了很多歐裔和亞裔天主教傳教士。於是，馬禮遜興起了辦學念頭，教授「華裔青年英語及基督教道理，及【歐裔】傳教士和其他人中國語言及文學」，以培養出華人傳教士。
 

十九世紀初，英國傳教士在華傳教的困難主要來自兩個方面。第一是來自英國在華的勢力，如英國東印度公司、澳門葡人政府和澳門天主教。馬禮遜於離英赴華時是曲折跋涉的，他要先經北美才能到中國，原因是東印度公司謝絕一切商業以外的活動，所以拒絕他直接乘坐英國船隻到亞洲。當馬禮遜的中文聖經面世後，東印度公司的高層「擔心其對英在華貿易可能造成之嚴重損害」，命令廣州分公司解雇他。第二個困難就是清廷對外國人傳教的態度。清廷實施教禁多年，官府嚴禁印刷西方宗教刊物，兩廣總督曾頒布越加嚴厲的「防範外夷規條」（即所謂「防夷五事」），使得在華境內公開傳教或興辦教會學校越發困難。
 

廣澳兩地既辦學困難，馬禮遜開始留意荷蘭殖民地馬六甲。馬六甲自1511年以來已由歐洲人管治，該市來往南洋和中國的交通更是便利，為歐亞貿易之重要口岸；而當地華人眾多並幾乎全都聚居在城裏，十分有利傳教或辦學。馬禮遜在致倫敦傳道會的信中寫到：「【設立】一家在馬六甲的機構，以便培訓來自歐洲及本地的傳教士，為恒河外方的所有國家服務。」同時，馬六甲的官員對米憐十分友善，「為他提供住宿及和同桌進餐」，甚至建議他「負責當地的基督教會眾」。這樣的接待不僅有異於廣澳，也讓生活困難的米憐看到希望，最終馬禮遜決定在馬六甲創辦學校，英華書院其後遷來香港，並屹立至今。

《遐邇貫珍》由馬禮遜教育會出版、英華書院代印，於1853年刊行，英文名為Chinese Serial，「遐邇」一詞，即有「遠近」之意，其內容包括言論、新聞、傳道和科普文章。該刊發行時期不長，只到1856年止，但卻創立了多個第一：香港第一份中文月刊、第一次配有新聞插圖、第一次為文章配上標題、第一次為廣告開闢專欄、第一次使用了鉛活字印刷。簡言之，《遐邇貫珍》極大程度地推進了中文報刊的現代化進程。其發刊辭說明了這份刊物出版的目的是促進中西之間的溝通與聯繫，建議中西方之間應該相互學習：「彼此不相交，我有所得，不能指示見授；爾有所聞，無從剖析（原文用「剖皙」）相傳。倘若此土恒如列邦，准與外國交道相通，則兩獲其益。」
 

此外，1853年創刊號的〈題詞〉中也留下這首自勉的詩句：

此詩道出了《遐邇貫珍》可以將遠近都聯結為一體，龐大浩瀚的辭藻可以貫通古今，若想要了解中外之事，可以將它作為指南針。《遐邇貫珍》內容的重心是介紹西學和西方文明。創刊號的序言就介紹到它的版面是由報道、喻言、近日雜報等幾個部分組成。對西洋文明的介紹，最初以政治、歷史以及歐美國家的各項先進制度為中心，後來則主要偏向於介紹西醫學、地質地理學、動物學、化學。
 

至於讀者方面，我們可從兩方面的資料猜度《遐邇貫珍》的最大讀者群。首先，在最後一號的〈遐邇貫珍告止序〉有言：
 

「然究其告止之由，非因刊刷乏資，蓋華民購閱是書，固甚吝惜，即不吝惜，而所得終屬無多。惟賴英花二國同人，啟囊樂助。」
 

可見因為習慣不同，中國人訂閱《遐邇貫珍》非常少，剩下能支撐《遐邇貫珍》辦下去的，就是在港在華的英美人士，他們是報紙最大的訂閱者。其次，《遐邇貫珍》每一號都附有非常詳細的「英文目錄」，用英文寫出了《遐邇貫珍》的英文名、價格、出版日期、附言等等。但是這一「目錄」並不是將所有的題目予以翻譯，只是選擇了一部分外國人比較感興趣的內容，再翻譯標題，可見是專為西方人而設。於是，《遐邇貫珍》也是第一份在中文期刊上刊印英文的報紙。這一做法後來也被許多傳教士報刊模仿。
 

《遐邇貫珍》在各個方面都有承前啟後的重要意義，它宣傳西方的政治制度、歷史、地理等知識，客觀上開拓了國人的視野，對民智的啟迪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遐邇貫珍》也影響到當時的日本，日本幕府末期的很多開明人士購閱《遐邇貫珍》。

 

《孫子兵法》家喻戶曉，很多從未讀過此書的人都能對其名句琅琅上口，如「水無常形」、「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不戰而屈人之兵」等。隨着《孫子》成為普遍讀物，很多人會想當然地以為孫子是先秦諸子之一、書中只有陰謀詭計，和市井之學《三十六計》混為一談。但事實是否如此呢？

 

不入諸子流

首先，《孫子》雖然和先秦諸子同代，但卻從來不屬九流十家一員，可說是「不入流」。先秦諸子多志在宣揚其主張，希望能救春秋戰國的「倒懸」之局，故儒家舉仁義、墨家尚兼愛、道家倡無為等，但《孫子》卻沒有一個核心主張，也不以普及救世為目的，它更接近一種方法論。北大教授李零曾有一部著作名《唯一的規則》，唯一規則就是沒有規則，用今天聽得懂的說法就是「實事求是」。故兩漢收錄的書籍，自《七略》到《漢書‧藝文志》都把《孫子》為代表的中國兵家分為一略，以別於諸子略。

 

寫給頂級棈英

其次是《孫子》為誰而寫？我們先看看此書的特點。
 

北宋文豪歐陽修指《孫子》「其言甚有次序」，指其言簡意賅，道理深刻，章與章的排列，井井有條。觀乎《孫子》，有字少理多、空泛卻又專業等特點，更像是一本武學秘笈。和其他先秦著作比較，就能看到其文字少但道理多的特點：《道德經》字數最少，5,635字；其次就是《孫子》，6,150字；其他著作都在一萬字以上，如差不多同年代的《論語》是16,114字、《墨子》更是81,185字等。然而和玄之又玄的《道德經》不同，《孫子》箭不虛發，其所涉及的核心思想有：「重戰、慎戰和備戰思想」、「重計、全勝和速勝的戰略思想」、「主動、惑敵、因情用兵思想」、「重法重道的治軍思想」以及「辨證哲學思想」，而支撐這些思想的論述更有十六項之多，以相當簡約的文字盛載如此豐富的思想，如非悟性極高的精英讀者，實難一點即透。
 

此外，《孫子》理論頗為空泛，書中充斥着如「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一語，當中的「示、遠、近」都沒有清楚說明。更甚者，《孫子》專業用語處處，例如「圮地無舍，衢地交和，絕地勿留」、「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兩句語，「圮地」、「衢地」、「絕地」是甚麼地？「九天」、「九地」又是甚麼？這樣既空泛又專業，正正是因為讀者屬軍政界精英，無需多言。
 

由此可見，能看得懂它的，更多是手握一國生死的帝皇將相。於是，我們見到文武兼備的曹操曾說：「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創立千秋功業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有言：「觀諸兵書，無出孫武。」

 

持續一個多月的俄烏戰爭不僅沒有平息的跡象，反而有曠日持久之勢，這讓我想到中國古代兵學奇書《孫子兵法》，這本誕生於約公元前五百年的春秋末期，距今有二千五百多年歷史的中國兵學集大成者，於今讀來，深感博大精深，言簡意賅，並透視了古老而又早熟的中華文明是如何興盛至今。   
 

《孫子兵法》提出大量獨有的戰爭見解，舉其最重要的，是如何「慎戰」。一本兵書竟然強調「慎戰」的重要，就像宗教書導人走向不信神一樣奇特，但《孫子兵法》的「慎戰」是深藏大智的，因為對農業社會而言，千方百計保持穩定是最為重要的。戰爭是一場國運的賭博，稍一不慎隨時國破族滅，故如能讓自己立於「不敗」之地，令別國不敢進攻，比在戰場上獲得的更多，更能行穩致遠。《孫子兵法》不把重點放在如何進攻取勝，而是強調善戰故能不戰，熟讀《孫子兵法》的曹操用一句話總結「善戰者無赫赫之功」：善戰者是沒有顯赫功勞的。 
 

我們在《鶡冠子‧世賢》看到一個「善戰者無赫赫之功」的故事。魏文王問扁鵲說：「你們三兄弟誰的醫術最高明？」扁鵲說：「大哥第一，二哥其次，我最差。長兄在病沒有症狀的時候就能治好，所以只有家裡人知道他醫術高明。二哥在病症很小的時候就能治好，所以名氣也就在幾十家的小村裡為人所知。而我必須要等到病入膏肓，再開刀破腹，用藥用毒，外敷內服，所以天下聞名。」    
 

能防患於未然，有大功而無大名的才叫善戰。  
 

圍繞着「慎戰」觀，《孫子兵法》提出一系列戰術配套，如「致人而不致於人」（能夠調動敵人而不受敵人的擺佈）、「先勝而後求戰」（要先創造出取勝的條件，才與敵人交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對敵我雙方的情況都能了解透徹，打起仗來百戰就不會有危險）、「以正合，以奇勝」（以主力部隊與敵人交戰的時候，要埋伏一支出其不意的奇兵，在戰鬥中打亂敵人的部署，是致勝的關鍵）、「識眾寡之用者勝」（懂得或善於把握兵力的多少而採用不同戰法的，就能夠取勝）、「先禮後兵」（先按通常的禮節與對方交涉，如果行不通，再用武力或其它強硬手段解決）等。  
 

有趣的是，中華文明是世上唯一提出「慎戰」觀的文明，而同時，中華文明又是迄今未中斷的廣土巨族式古文明。地球好比一個舞台，在數千年的人類文明史上，群雄競逐，此起彼落，但無論情況如何改變，中國都是其中一個主要的「雄」，曾經的對手不少都或亡或弱，唯獨中國是盛衰不息，從未離開過舞台。 

 

 中國有悠久的農耕文明，與之有關的節慶、用語、風俗、詩歌等，比比皆是，遠有《詩經‧采菽》：「采菽采菽，筐之筥之。」，近到北京冬奧會的二十四節倒數，在云云概念中，「五穀」是最常見，但又最使人摸不著頭腦的，早在《論語‧微子》 中，已有老人嘲笑讀書人「四體不勤，五穀不分」，那五穀應怎樣分？   
 

「五穀」一說出現於春秋戰國時期，指稻、黍、稷、麥、菽，五種常吃的主食。  
 

歷史上，中國北方的最早主食是稷和黍。《詩經‧黍離》：「彼黍離離，彼稷之穗」，就是描寫路邊黍和稷生長的樣子。稷，俗稱小米，又叫黃粱。古人視小米為百穀之長，所以稱穀神為「稷」。國家也有「社稷」之稱，社稷二字便指土神和穀神。小米易種植，產量足，煮食簡單，長期是北方百姓的主糧，直到唐代才被小麥超越。唐傳奇《枕中記》有「黃粱一夢」，講的是有個舉子盧生在夢中享盡榮華富貴，但一覺醒來，店家的小米飯還未熟。  
 

黍，俗稱黃米。黃米煮熟後有粘性，無論煮飯、煲粥、作糕、釀酒都別具風味。它易耕種、易打理、周期短，成活率高，頗受先民青睞，但產量有限，無法滿足人口增長的糧食需求。故日後黍退居二線，唐代孟浩然的《過故人莊》有一句：「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他的友人便是用這黃米招待他。  
 

麥指的是小麥，是後起之秀，起源於西亞，大約在距今五千年傳入中國，直到今天仍是中國北方的主食。初期由於小麥不抗旱，收割、加工方式困難，種植門檻頗高，故並不普及，《漢書‧食貨志上》記載董仲舒上書：「今關中俗不好種麥。」但小麥的好處是產量大、成品多，故兩漢政府大力推廣，改良灌溉種植方式，加上磨麵粉的旋轉磨廣泛使用，到了南北朝時，小麥已成了百姓的主糧之一。如今我們常見的饅頭、燒餅、麵條、餃子皮等各式各樣的食品，就是由小麥磨成的麵粉製成的。  
 

長江流域的南方地區的主食則是稻，就是我們最熟悉的大米。稻的種植頗考農民功夫，但十分適合南方雨多和暖的環境。2004年，考古學家在湖南省道縣玉蟾岩遺址發現了五粒古稻穀，估計是屬於舊石器向新石器過渡時期（距今一萬多年）的栽培稻，證明湖南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有人工栽種水稻的地方。  
 

菽，則指大豆，也是古代重要的糧食作物，除可用來進食，更可榨油。西漢《汜勝之書》中有「豆有膏」之說，是中國最早記載大豆含有油脂的一本農書。大豆含有豐富的植物蛋白質，也能用來做出各種豆製品，如今仍常出现在大家的餐桌上。  
 

一部「五穀」的歷史，也是一部中國農耕文明的地理、人口、技術、食品的發展史，更是古人物質生活、飲食文化的生動體現。  

 

最早的記載 

近代學者梁漱溟曾說：「中華文明是早熟的文明。」既是早熟，對疫病自不陌生，文字是信史的開始，在中國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中，早已有「瘧疾」、「疾年」等記載。最早的甲骨文是武丁（？－前1192年）時期，即離現今3,000多年前已有「疾年」的出現和記載。和疫病相近的「癘」字可見於《尚書》、《山海經》和《左傳》。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對「疫」的解釋是：「民皆疾也。」已很形象地點出了疫病的可怕在於傳染性。  

疫病是癘鬼   

防疫在政府  

高手在民間  

宗教治身心  

昔日荃灣的對外交通陸續得到改善，有利村落子弟的學業發展，令他們在完成基礎（小學）教育後，可以更容易到市區或外地升學。當然，交通的改善亦方便他們在學成後，到荃灣區外謀生。
 

回看英國接管新界初期，新界與香港島及九龍之間的交通極不方便。雖然九龍半島與新界相連，不過，兩者之間並沒有道路聯繫，車輛運輸並不可行，甚至新界各墟市之間也只得山徑小路連接，來往各墟市之間只有依靠步行。因此，在運送農產品等物資時極之不便，更遑論貿易、就業與上課等活動。
 

另一方面，荃灣由於位處新界大陸南部海濱，相對新界其他地方（不計新九龍及離島），距離香港島最近，故此，來往港島的水路交通遠較陸路發達。
 

政府意識到新界與港島九龍之間的運輸問題，故此於1898年接管新界之後，即着手籌建一條環迴公路貫通新界，連接九龍。由於當時的政府計劃把大埔打造成為新界的行政中心，通往大埔的環迴公路東段（今大埔道及大埔公路）率先動工，如期完成，並於1902年全線通車， 成為新界區第一條公路。
 

至於環迴公路西段，即現時青山道及青山公路，由於被認為沒有東段那麼重要，故備受耽擱。直至1917年，連接荃灣（由深水埗至木棉下村）的一段行車道路 （今青山道、青山公路—葵涌段及青山公路—荃灣段）才完成通車，而通往青山（今屯門）的另外兩段則依然「進展良好」。
 

青山公路促進荃灣經濟發展
 

青山公路為新界第二條行車道路，亦為荃灣第一條對外道路。通車後，為區內引入了車輛運輸，亦縮短了荃灣與九龍之間的交通時間，促進了荃灣的經濟發展。
 

青山公路沿着海濱而建，對區內、區外的企業家都是一個很大的吸引點。 由於荃灣的地價比市區便宜得多，吸引了一批廠家到來設廠，特別是需要面積廣闊的廠房。 於是，除了英國接管新界時已存在的「農村家庭手工業」，包括用水力輾磨的香粉廠、豆腐製品廠、醬油廠、涼果廠、燒磚廠、造船廠、石灰廠等外，礦場、釀酒廠、染廠、橄欖醃製廠、倉庫等亦陸續在荃灣出現。這些新興的工業，除礦場外，均分布在青山公路兩旁，或多或少為荃灣村民提供了更多就業選擇。
 

修建德士古道 方便村民返工
 

上世紀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德士古石油公司在荃灣設立大型廠房及油庫， 德士古道於1930年代修建，連接青山公路，成為荃灣第一條區內道路，當年不少荃灣村民是在德士古石油公司工作的。
 

在1926年左右，荃灣西部進行私人填海，闢地作工業發展，令荃灣的經濟邁進一大步。
 

在十九世紀的荃灣村落，村民大多以務農維生，有條件的村落會送小孩到自設的私塾接受啟蒙教育，其中不得不提三棟屋村的南園書舍，這個書舍對三棟屋甚至整個荃灣後來的教育發展有着極重要意義，也讓我們看到在世紀之交的荃灣村民，教育是如何從傳統走向現代的。
 

三棟屋的陳慶昭（1815-1875）於晚年在村南面築了一間書室，並命名為「南園」，南園書舍初期為三棟屋陳氏的私塾，由三棟屋的「太公」負責出錢聘請塾師，專門為三棟屋的子孫提供教育，陳慶昭曾於南園書舍任教，及後學生遍及各村民子弟。往後數十年間，南園書舍一直以私塾 （「卜卜齋」） 形式運作。
 

南園書舍提供傳統的童蒙教育，如識字、習禮等，其中有一個畢業生對南園書舍的現代轉型居功厥偉，他就是陳永安（1901-1956）。陳永安少時曾於南園書舍學習，後跟隨宿儒李偉流學習，涉獵百家，博通經史，擅書法詩文。學成後，於1918年，在汲水門（現今馬灣）任教，其後於1919年把南園書舍由私塾形式改為現代化教育模式，創辦南園小學，南園小學成為荃灣首間村民成立的現代小學，時任教育司署督學羅仁伯到訪該校視學，並作出嘉許。
 

後來，南園小學於1922年獲政府資助，領取一等津貼。當年該校有41名學生，平均出席率為36人，總津貼額為180元，是新界區13間獲一等津貼的學校之一，也是荃灣區獲最多津貼的學校。
 

1927年，陳永安徵得三棟屋村民同意，將其主理的南園小學與老圍的翠屏學校合併，組成荃灣公立學校，校舍仍然設在原南園小學。隨着學生人數日漸增多，荃灣公立學校小一至小三的學生在葉錦全先生借出的屋宇（近今綠楊新邨）地下上課，而小四至小六的學生則仍在南園小學校舍上課。1939年，荃灣公立學校於天后宮側加建兩課室，校董會成立，陳永安兼任校監和校長。
 

1941年，日本佔領香港，南園小學停課一年。一年後復課，因為有感子弟教育不可廢。到1945年，南園小學由何傳耀任校監，於芙蓉山麓籌建小學新校舍，至1956年，兩層高小學新校舍於荃錦公路口落成。
 

不過，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之前，整個荃灣區並沒有中學，故荃灣學生在完成小學教育後如要升學，必須轉往市區或其他地方就讀，不少想讀中學的村落子弟會經水路到港島就讀，甚至前往廣州就讀。
 

除此之外，那時荃灣區小學也只有中文教育提供。根據紀錄，三棟屋村的陳惠章（1886-1956以後）少時曾入讀「阿跛書院」（今拔萃男書院），可能是荃灣村落中第一位就讀英文書院的子弟。畢業後，他任職香港政府一級書記。陳惠章中英文根底俱佳，為翻譯能手，故常替鄉人填寫英文信件，代辦申請手續，有「眾人秘書」之美譽。每當有外籍人士到訪，必定請他擔任翻譯及代為交談。
 

「尋財路，舊金山；找死路，去荃灣」這句說話是對二十世紀初荃灣的描述。前句是對到海外謀生頗有的憧憬，後半句則是本土衞生狀況的嗟歎。
 

在此先說一下荃灣婦女對家庭的貢獻。在1898年前後，不少荃灣男性都出洋謀生或不在家中，故不少村落的婦女，除了生兒育女、照顧長輩、打理家務外，亦須下田工作、搜集木柴乾草、餵飼牲畜等，甚至要到市集售賣各種產品，並且負責家中各項維修工作。 因此，當時的客家婦女在村中的生活過得一點也不易，能夠與村中上下各人建立良好關係尤為重要。我在客家族譜中，發現罕有地詳盡記載了一個婦女的事跡，讚美她性格和藹，妯娌間從無閒言。村中婦女臨盆時，必會邀請她為其接生。而每當遇上困難事情，未能解決時，亦會向她請教。
 

英國接管新界後不久，便發現新界的瘧疾問題非常嚴重。 荃灣一直是重災區，在興建城門水塘的時候，政府更要特別派遣醫療隊伍駐守工地，更由瘧疾局 （Malaria Bureau） 監察該地情況。聖約翰救傷隊1936年的年報指出在荃灣中心不同年紀的個案之中，有80% 是患上瘧疾的。
 

自英國接管新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荃灣的醫療設施非常不足。當時政府只委派一名接生員駐守，而診所則設於深井。
 

另一方面，當時的荃灣鄉民，生病時亦很少會看西醫。較迷信的村民會喝符水、吃香爐灰、「喊驚」，甚至打小人。 有些則會自行試用一些偏方，或使用艾灸、刮痧等方法治理。若未能痊癒，則會到中藥店及看傳統中醫。而鄉民多會服用「清明茶」這種中藥治病，因此，中藥店成為了荃灣居民生活中重要的一環。
 

荃灣市集自十九世紀初開始發展，至十九世紀後期已具相當規模。1883年，有兩條小路於荃灣市集形成：「東路」可至咸田尾（今青山公路 / 德士古道交界附近），「北路」則伸延至三棟屋後山上的天后宮。
 

當時荃灣市集最少有四間中醫藥店，而三棟屋村民開設的「天和堂」，是荃灣區內最大的。三棟屋的建村先祖陳健常精通中醫藥，而他部分子孫亦繼承了這專業，並在荃灣最繁盛的市集地區開設了中醫藥店。除天和堂外，族人亦曾於灣仔自設藥店。其後，三棟屋族人又在天和堂附近（今眾安街） 開設平安藥局。
 

另一方面，不少荃灣老居民均指出荃灣的醫療衞生問題其實是源於當地的溪水，溪水受到生長在溪澗旁的有毒植物馬錢污染所致。馬錢的毒素襲擊神經系統的各個部分，其症狀極似瘧疾。在七十年代中期，獅子山隧道建造期間，就有一宗懷疑由此毒引起的個案。
 

當然有些村莊會在建村前建有一口水井，水井的地下水源充足，能夠長年為村民提供足夠的食水，令村民不用飲用溪水，減低了因水源受到馬錢污染而致病的風險。
 

三棟屋村十四世祖陳任盛 （1725-1781） 跟隨伯父來港初期，於輋下老屋場山邊務農為生。陳任盛去世後，其長子十五世祖陳健常（1761-1840）承繼家業，家聲大振，並買得風水寶地，建立三棟屋村。（即今天的三棟屋博物館）
 

該地在堪輿學上稱為「海棠春睡」（Sleeping Beauty），美人的頭部就在今天的老圍，建村處在美人的大腿上，而三棟屋座向256° 靠西的位置，面迎汲水門、背靠名為獅地的小山、左為青衣群山、右為上、下花山。門前水道，每當春、秋日落之際，千道金光反照屋內。這解釋了為何在荃灣眾多客家村落中，只有三棟屋及楊屋村是面向西方的，而其他村落均是向南的原因， 因為根據《易經》，「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坐北向南」是傳統的好風水方向。
 

購入村地後，陳健常帶領全族村民於農耕之餘，全力投入，經年才將該處削平成高地建屋。陳氏族人以石灰、黏土、禾稈草等材料建成牆壁厚16吋的房屋。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村落建成，陳氏宗族擇吉搬入。
 

三棟屋為客家堂橫屋與斗廊屋混合建築，其建築空間體現了一種尊卑、長幼有序的倫理關係，當中以陳氏宗祠為主軸，設前、中、後三個廳堂， 族譜分別稱之為「前殿」、「中殿」、「後殿 （神殿）」，三殿之間共設有兩個天井。各殿兩側均設有斗廊屋，供陳健常四兄弟及其後人居住。宗祠與斗廊屋建築相連，形成三進兩天井的格局。
 

由於堂屋群最初建成時，是三進相連的，故名「三棟屋」。而由於村落建築是集合健常兄弟四人之力才建成，故宗祠名曰「四必堂」。
 

其後，隨着陳氏子孫繁衍，於是在原有的堂屋加建左右兩排橫屋及在宗祠後加建第四進房屋。新加建的三十多間房屋，仍維持原有對稱方矩的特色，全部面向中軸，圍繞宗祠，與原有的建築有小巷相隔。而加建的房舍於十九世紀末期完成，自此，這42間房舍形成一個162呎多 X 125 呎多， 面積約二千平方米，三堂兩橫式的堂屋群，而堂屋群內設五小巷（三橫二直）， 這與荃灣一般村落的前後橫排式布局不同。由於堂屋群內已缺乏空間，即使子孫繼續繁衍，陳氏族人亦沒有再在堂屋群內加建，而改建在堂屋群外的村落範圍。
 

陳氏宗祠門上有一石楣，刻着「陳氏家祠」四字， 屋頂為傳統的金字瓦頂，整個結構主要以木樑架和山牆支撐。而宗祠及後來加建的房舍，牆身均舖有花崗岩（麻石），這是家境富裕者特有的，顯示陳氏在當時已擺脫了到港初期的貧困境況。
 

另外，三棟屋的各房舍均緊緊相連，大多共用牆壁，主要原因有三：在不安穩的時勢 （海盜為患） 提供互相保護、善用珍貴的土地資源及配合風水上的考慮。而三棟屋的房舍亦與當時其他村落的房舍一樣，外牆並沒有窗。此外，三棟屋宗祠入口對聯上方設有兩個瞭望洞，用以防範山賊或海盜。
 

今天我們參觀三棟屋博物館，是否仍能體會到建村者的用心良苦呢？
 

承先啟後，客家人除了對祖先的尊重外，亦非常重視下一代（特別是男丁） 的誕生，每年元宵，客家人都會在宗祠舉行點燈儀式（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項目3.5）。 族人會為過去一年內誕生的每一位男丁，各掛上一盞花燈，並於當日點燈 （喻意添丁）。
 

宗祠通常寫有兩條橫樑，正樑寫着「長命富貴」，低一點的寫着「百子千孫」。有些客家村，會根據其輩分來決定同年出生的男丁懸掛其丁燈的位置：輩分高的，丁燈會掛在上面 （「長命富貴」） 那條橫樑，輩分低的，丁燈就掛在下面 （「百子千孫」） 那條。有些則全掛在「百子千孫」那條橫樑上，取其意頭，而懸掛位置和輩分無關。
 

不過，更有些客家村如三棟屋村般，已沒有延續這個習俗，可能是由於在1980 – 1986 年期間，三棟屋村民雖已遷入重置村，但宗祠卻在政府的堂屋群中，不方便舉行點燈活動，而令傳統中斷；待新宗祠落成後，三棟屋村曾復辦過三次點燈活動，但之後便沒有再辦了，因為隨着老一輩的離世，懂得整個儀式如何操作的村民不多，而且隨着八九十年代社會的高速發展，新一代村民的觀念大大不同，大多不太重視點燈。此外，香港的生育水平亦在八十年代開始不斷下降。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階段。在客家傳統中，一個人如果生了重病，經服用藥物或向神佛祈禱，都一概無效，危篤已到了無藥救活時，家人會把他從寢室抬出，放到廳下，這叫做「出廳下」。客家話的「廳下」就是指宗祠，是堂屋的中心，也是最神聖的地方，具有一種神秘和權威感，在這裏斷氣也就是最光榮、最幸福的。
 

據記載，通常只有六十歲以上的村民在彌留時才會被抬到宗祠去。不過，此風俗隨着香港的醫療服務於六七十年代有所發展，在殯儀館舉殯已在香港普及化，在家中善終及發喪的習俗逐漸式微，「出廳下」的傳統亦在客家村落中消失。
 

除了生死之外，結婚亦是人生大事。在傳統的婚禮中，新娘會坐花轎嫁到男家去，而送嫁的隊伍會挑着禮擔、攜着禮盒及其他物品伴隨，沿途會有樂隊奏樂，十分喧鬧。這種傳統只保留在戰前的客家村落中，戰後所辦的都是新式（西式） 婚禮，不再坐花轎嫁進村，全部都是坐房車到來。年青一代的客家人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多認為西式婚禮是較「時髦」的形式，較少繁文縟節。加上香港在戰後迅速工業化， 社會講求便捷、效率，運輸發展一日千里，房車比起花轎實在便捷省時得多。
 

另外，以前村民結婚時，會到宗祠「告祖」，並一定會帶備豬頭，代表獻「團圓」。現在仍有部分村民在結婚時，會到宗祠向祖先稟告，但不會再帶豬頭，而改用三牲、獻金銀財帛等等。
 

香港的客家習俗源遠流長，但隨着時代變遷、環境轉變，傳統習俗與儀式亦有所改變。有些傳統已在時代的洪流中被湮沒，有些則繼續保留，但形式有變。
 

客家族尊敬祖先、重視宗族關係、長幼有序。每年的春秋二祭 （這是《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項目3.9），都是各客家村重要的日子。
 

每年清明節及重陽節，村民都會到各先祖墳前拜祭，當中以拜祭遷港或建村祖先的活動最為盛大。如以荃灣三棟屋陳氏為例，他們會拜祭十四世祖陳任盛，他於清乾隆廿二年 （1757年）遷至新安寶安輋下老屋場（今大窩口）居住，是陳氏遷港的重要人物。陳任盛葬於荃灣大水瀝 （今大帽山山腰，和宜合對上），二百多年來曾作出兩次大型重修，以往每年秋祭均人頭湧湧，但因山徑極陡峭難行，今天的後人也不像以往般慣於體力勞動，而上了年紀的村民又恐會跌倒，故參與的人數是年年下降。
 

另一拜祭主角是十五世祖陳健常。傳說陳健常精通風水，在遍尋各處風水寶地，最後選定位於牛牯墩（今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荃灣評核中心）小山丘旁的風水地 （今三棟屋博物館），是三棟屋建村最重要的人物。陳健常原葬於村後獅地，在每年春秋二祭後，村民會在祠堂門前搭起爐灶，使用大鑊「到會」烹煮「九大簋」進食。後因政府收獅地建濾水池，陳健常墓於1972年遷葬田夫仔，到每年春秋二祭，三棟屋必租賃旅遊車，接載村民往返，場面浩大。在六七十年代，村民會帶備乳豬、三牲 （豬、牛、羊）、水果等祭祖，待拜祭完後在當地即場烹煮肉類進食，即是客家傳統習俗的「食山頭」（也是《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項目3.58）。以往村民會烹煮數百斤豬肉，但建於山上的爐灶在八十年代被毁，「食山頭」的習俗也取消了，村民於祭祀後改到酒樓進食。現在，村民在拜祭先祖時，只會帶備水果。
 

在春秋二祭時，當負責人大叫一聲「拜山」，子孫們便會自動地到祖墳前排好。輩分高的，會站在前排；輩分低的，自動會站在後面，不用別人指引。而在各人之中輩分最高的會擔任司禮，他會用客家話向先祖稟告，祈求先祖保祐。這是香港客家村落極少數仍然會使用客家話的場合。
 

要特別指出的是，三棟屋的宗祠與本地圍頭人的宗祠或內地的客家宗祠不同，在後殿 （神殿）只會放一塊大神主牌，代表所有祖先，而不會像本地圍村般，在祠堂裏為每位先人放置一塊神主牌，所以春秋二祭時，三棟屋陳氏只會到各先祖的墳前拜祭，而不會在宗祠祭祖。
 

1898年8月，時任香港政府輔政司（Colonial Secretary）兼總登記官 （Registrar-General）的駱克（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獲授命對英國剛取得的新界地區進行調查，並於其後發表著名的《駱克報告書》（Lockhart’s Report）。根據《駱克報告書》，荃灣的陸上居民大約有3,000人，他們大部分為客家農民，以種植稻米為主。當時荃灣約有大小村莊26條，各村人口由數十至三四百不等。
 

然而，荃灣並非當時新界的人口中心，所以在成為租借地的頭十年，荃灣都沒有設立警署，直至1911年，荃灣第一座警署才建成，設在三棟屋附近的牛牯墩。警署初期由一名歐籍警長及數名印籍警員掌管，後期才有中國警員。
 

當時的荃灣民風淳樸，夜不閉戶，一般情況下，治安良好，故這簡單的編制尚可應付。不過，由於荃灣位處新界西南邊陲，面臨海濱，偶有海盜出沒，打家劫舍，為保護鄉民安全，荃灣鄉村的鄉紳聯合成立全安局（當時荃灣稱為「全灣」），號召鄉中壯碩青年組成更練團，執行治安工作，維持地方秩序、排難解紛，並作為政府與鄉民之間溝通橋樑。
 

全安局就是今日荃灣鄉事委員會的前身，它在二十世紀初的荃灣扮演着重要角色，除維持地區治安秩序外，也負責管理荃灣市集和荃灣天后宮，而全安局的值理亦會在天后宮處理鄉中事務，協助村民解決問題。其中較特別的是，全安局設有一個市集公秤，以解決市集中的買賣糾紛。
 

另外，當時的香港政府仍然保持新界各「約」的架構，並委任荃灣各條鄉村的代表 （村長）組成「全灣約」。
 

此外，荃灣也有不少村民到外地謀求發展，和十九世紀的「賣豬仔」不同，到海外發展的村民，不少都從事商業貿易活動，亦有擔任管工等工作，如「全灣約」的三棟屋村代表陳秉緒，年輕時亦曾到檀香山擔任蔗園管工，後來頗有積蓄，滿載而歸。回來後，更購置田地，發展實業。估計由於他曾於美國夏威夷工作，略懂英文，有接觸外籍人士的經驗，故被推舉為村代表，與剛接管新界的英殖民地政府接觸。
 

其時不少在海外謀生的村民都會匯錢回鄉，以協助在家鄉的親人購入更多土地或興建新房舍。如三棟屋陳氏來港後，即在老屋場（今大窩口）及咸田（今德士古道以西）圍海造地，百多年間開拓了不少土地，再加上村的海外匯款，令陳氏擁有的田地陸續增多。至二十世紀初期，在荃灣天后宮、沙咀（今沙咀道及大河道交界附近），及今綠楊新邨和石圍角邨附近都有不少三棟屋村民的農地。這些耕地有好壞之分。在天后宮一帶的是良田，而咸田一帶的田地因為近海的緣故，含鹽量較高，故此收成不及天后宮一帶的稻田多。

1898年，清廷與英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租借新界九十九年，雖然，《專條》明言中國官員仍可在九龍寨城各司其事，但是英方卻自行遣兵入城並封閉九龍關。自此，九龍寨城無清官駐守，這對樂善堂的打擊甚大，不僅堂址被列入新界地區，受香港政府管轄。還因民心浮動，人事複雜，籌錢維持堂務困難，所有善舉都被迫暫時中斷。
 

樂善堂停辦原因，和樂善堂創立的原因基本是一致的，即失去了寨城官員的支持和九龍關的撤走。樂善堂籌辦初年，有賴城寨官員如彭玉等人大力支持，城寨凋零，頓時失卻地區官紳合作的基礎。
 

更可惜的是，樂善堂主要收入來自龍津碼頭，據《續築龍津木橋記》所記，「樂善堂施濟所需……蓋藉斯地之財，即以濟斯地之用，實一舉而兩善具焉」，由此可見九龍樂善堂和龍津碼頭的共生關係。當然，我們已無法得知碼頭如何收租，或樂善堂如何分配租款作慈善用途，但整體而言，由於碼頭的開設，原來從事商品交易的九龍街更見繁華。龍津碼頭為樂善堂提供長期收益，但自英兵於1898年登陸，九龍關撤走，樂善堂遂失去主要的經濟支柱。
 

踏入二十世紀，城市的建設，加速了九龍區內商業活動的發展。1904年，樂善堂重開，但原來四約二十三村等沙田、荃灣、蠔涌團體代表已不見於名單之中，只餘下九龍城的附屬村落，如像福佬村、西頭村、下沙埔村的村代表。樂善堂的經費收入大部分來自九龍城商戶同仁的捐助，樂善堂的值理中，亦多屬此類經營商舖的街坊。例如「福昌押區朝鵬、三全雜貨店莫騰、同孚布店凌煜彰、福生堂藥店劉來福」等等，均為有名望的街坊代表。
 

這一時期的樂善堂，服務內容也更多元，從贈醫扶貧，走到教育事業。1929年，樂善堂鑑於九龍城失學兒童甚多，遂決定先在樂善堂堂背側房舍興辦一所女義學。1930年，再增辦一所男義學，於是九龍城貧困的男女學童終有受教的機會。樂善堂自設立教學工作，在籌措經費方面頗感困難，政府只津貼每年港幣二百元，樂善堂捉襟見肘可以想見，幸好主事者不放棄教育事業，方能堅持到今。1935至1939年，樂善堂擴充招收學生名額，在堂內餘地增建課室兩間，校務轉趨蓬勃。
 

1935年，該堂為使社會人士對其加深認識，遂進行革新，並編印特刊，將其沿革及堂務概況公諸社會，以作宣傳。1939年，特刊首次出版，頗收宣傳之效。

早期的九龍樂善堂位於九龍寨城東南面，位處九龍大街的一個分支點，是商人經由龍津橋上岸集散的熱點之一，該堂是由寨城官員倡助，各區紳民應和而成的慈善機構。自1880年建成祠堂形制以來，即長期以「善堂」名義服務社群。
 

從樂善堂的機構名稱與工作性質觀之，它與晚清以來興起於中國沿岸城市的慈善機關，諸如廣州的廣仁善堂，佛山萬善堂，汕頭同濟善堂，江門明善堂，均有相當近似的成立意義。 明清時期，中國的善堂事業包含着行善積福的民俗思想，各種善行的功德格條，支持着地方善業的積極開展。樂善堂代表了原來九龍（包括現在九龍半島及新界）村落的公益組織。它的網絡是以九龍城為核心，再與東、西、北等周邊地區互相聯繫，構成九龍附城（即九龍城一帶）、蠔涌、荃灣、沙田等四約二十三村的連合組織和活動範圍。
 

可以說，當英國統治從香港島擴及九龍新界，在殖民政府統治尚未穩固前，樂善堂等民間自治互助組織的成立，有助加強中國屬土以內鄉村互助的角色。事實上，樂善堂的民間自治互助組織角色即使到了1930年仍清晰可見，在該年的冬天召開了「街坊鄉村聯合大會」，出席的來賓曾子襄先生在大會發言，就政府「禁止樵採柴薪」一事，希望樂善堂為其出頭，設法維持。
 

當然，樂善堂雖仍保留祠堂為族眾排解糾紛的鄉村司法特點，但是主力已集中在贈醫施藥，設塚助殮等義舉上。我們可從〈九龍樂善堂六十年紀念記〉收錄的一首頌中，看到樂善堂的興辦原因：

九龍有城其市古，懸而居者人多苦，
開港以後集工賈，四方來歸比樂土，
中有善堂巍棟字，功在濟旱澤霖雨。

就是為貧苦者濟旱澤霖雨，為有需要的救急扶危，九龍街的商人出錢出力，為貧病者和鄉民服務，既有施醫贈藥、施棺、助殮、恤貧等工作。 從1881年的啟事碑記看，我們已可見該堂清楚定位服務內容，並杜絕其他商業活動：
「樂善堂房屋，專為收貧苦有病無依之人，以及贈醫施藥各善事而設，並非地方公所，無論官商街坊人等，不得因事借用，並宴會寄頓什物，凡與善堂無涉之事，概置不理，在事同人，毋得徇情紊亂堂規，以昭慎重，光緒七年（1881）春月吉日，本堂同人公啟。 」
 

早期樂善堂最突出的善行，要數1894年的港九鼠疫。其時疫情嚴重，死傷極多。樂善堂除了於九龍城打鐵街堂址設廠施醫外，又於鑽石山南麓闢地建立臨時墳場及義莊寄厝，遠至西貢井欄樹亦設立義塚。
 

清光緒年間，今九龍城一帶的墟市交易十分繁盛，各國商船亦到九龍灣畔貿易，成為貨物集散地，更為附近拓展市集，一躍為新安縣境內有數之富庶地區。不過，當日九龍城居民多以營商謀利為主，重金錢與物質，不認識中國傳統文化道德，有見及此，一些當地有識之士聯同志同道合的官民，他們結合民間信仰，通過修廟、興學和建堂三個方法來提倡傳統道德。
 

修廟方面，九龍寨城副將張玉堂的表現最為突出，他在1859年（咸豐九年）於寨城北角建「惜字亭」，教人敬惜字紙，特僱人檢紙焚之於亭。又，九龍寨城的天后古廟內，除記有張氏「墨緣」二字碑刻外，還有一幅字碑寫着：「欲種福四流世澤，須憑心地積陰功。」提倡「種福」、「積陰功」等傳統思想。城寨官員又積極參與侯王古廟的重修，在《重修侯王古廟碑》記載的善信中，前列者皆為大鵬協、九龍巡政廳等官員名單。除侯王古廟外，他們先後參與修建惜紙亭、天后古廟等活動。
 

其次是興學，在寨城建成之日，也是興辦龍津義學之時，官員們希望寨城能成興學之地。 1847年建成的龍津義學門前的對聯，寫着：

其猶龍乎，卜他年鯉化蛟騰，盡洗蠻煙蛋雨
是知津也，願從此源尋流溯，平分蘇海韓潮

對聯寄語學子登科中舉，洗去蠻風，追尋學問，追思蘇軾、韓愈在南方辦學的風采。對聯中可見「龍」、「津」二字相對。當日義學的經費，除了寨城在稅收中撥付津貼外，已有九龍街的商戶及富室捐輸。義學創辦之宗旨，純為鼓勵城寨及附近地區的青少年入學求識，發揚中國文化，藉以抑制青少年的戾氣。
 

義學之外，就是成立地方互助組織，九龍樂善堂就是在這氣氛下應運而生。九龍樂善堂把正式成立的年份定在1880年（光緒六年），其時清廷官員彭玉、賴鎮邊、趙聯綬、湯啟光及莊廣龍等鑑於原堂日久失修，故聯名重整，他們認為九龍城之民間組織，雖守望相助，卻未能照顧貧苦，所以得到各鄉紳代表同意，廣事籌劃，並於九龍城打鐵街三十二號原址重建古式祠堂， 由此可見，1880年樂善堂的重整主要帶有明顯的官方色彩，這也解釋了樂善堂為何能從九龍關的收入中分一杯羹。
 

九龍樂善堂是香港著名的慈善機構，總部設於九龍城龍崗道，以「救災紓困、贈醫施藥、興學育才、安老培幼」為宗旨，提供醫療、教育、安老和社福等服務，貢獻社會。
 

它和九龍的歷史息息相關，休戚與共，百多年來，樂善堂歷經九龍街墟市、九龍寨城、龍津石橋和九龍城稅關的盛衰、英國強佔新界、啟德濱建設、二次世界大戰和啟德機場擴建等歷史大事，考驗不斷，衝擊不竭，甚至到九死一生的處境，幸得歷屆主事者投入護堂，砥礪前進，既把樂善堂發揚光大，也見證了九龍城百多年來的巨變。
 

樂善堂的成立於哪一年起有三種說法。據《九龍樂善堂百年史實》一書所記，樂善建堂可追溯至更早年份，時為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這一年是《南京條約》後一年：

九龍樂善堂之前身，乃湯叔明善長及九龍附城四約、蠔湧六約、沙田九約及荃灣四約等二十三村之鄉紳父老，本守望相助之義，於清道光年間（歲次癸卯、西元一八四三），在九龍城區始創之民間組織，考距今已有一百三十七年之悠久歷史。其宗旨純為施醫贈藥，且便於集議鄉事，及為鄉民排難解紛，用意至善，備受坊眾所擁戴。

另據《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一：九龍城》所述，在一封寫於1980年12月18日，寶安縣人黃建五給時任樂善堂主席李會桃的信中，提到寶安縣皇崗村人莊瑤林（字桂珊），為清同治三年（1864）甲子孝廉，曾撰《九龍樂善堂碑文》一篇，黃氏恐珍貴歷史湮沒，特抄錄全文，記曰：

九龍有樂善堂者，則順天湯君叔明所創始也。當其來司稅廠……永媲美於東華醫院，至為比肩同事……共切經營。

東華醫院建於同治九年（1870），如以樂善堂媲美東華，加上湯叔明來司稅廠，似意指九龍城稅關（又稱稅廠）是於1871年設立，則樂善堂也可能建於1870年。
 

第三種說法，是樂善堂舊址內多個光緒六年（1880）的題詞，特別是一幅題詞記：「大清光緒歲次庚辰（即1880）中秋穀旦，念切痌瘝，倡建：彭玉、賴鎮邊、諸文標、汪曰潤、吳樁祺、馬騏、吳文輝、彭炳輝、趙聯綬、湯啟光、莊廣龍，同立。」倡建者多為九龍寨城官員。現多以1880建堂年份為樂善堂的成立年份。綜觀樂善堂始起於鄉紳商賈扶貧贈藥，集議鄉事。經寨城官員積極協助，至1880年正式建堂址，此推論不無道理。
 

對樂善堂歷史瞭如指掌的名譽幹事長陳仲海先生時指點了筆者迷津：

1930出版的《九龍樂善堂專刊》一書，在〈九龍樂善堂畧歷〉一章中，第一句就說清了本堂的創立年份：本堂創自清光緒六年（即1880）庚辰。

清初年間，明朝剩餘勢力退至南方和沿海，其中據守台灣的鄭成功部隊兵力頑強，為對付鄭成功等，清廷採取嚴苛的遷界策略。順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頒布「遷海令」，強令沿海四省居民內遷五十里。其中包括今港九新界地區，居民被強迫內遷，原本位於九龍城的官富巡檢司亦被內遷至南頭赤尾村（今深圳市內）。
 

遷界期間，清廷在沿海軍事要地駐兵設守，其時，新安縣（今港九新界和深圳）中最重要之軍事政治中心就是「大鵬協」（位於今深圳大鵬灣），九龍城區因瀕臨海域，地位重要，故設立「九龍台」，作為見賊示警的烽火台。「九龍台」是「大鵬協」屬下一個軍事要站，用以瞭望鎮守九龍灣一帶水路區域，設「把總」1名，統領兵丁73名。
 

嘉慶十五年（1810 年），為加強防禦海盜，新安縣知縣李維榆將佛堂門炮台移建於「九龍台」，可見「九龍台」的軍事地位漸凌駕於鄰近香港各炮台，並在鴉片戰爭初期，發揮了抗英的作用。
 

1839年鴉片戰爭全面爆發前，中英兩軍的衝突點主要在尖沙咀海面，九龍灣附近停泊不少英國船隻，「九龍台」的軍事地理更顯重要。5 月，林則徐把駐守「大鵬協」的水師船調動至「九龍台」駐守，並將該地升格為「九龍寨」，以防英艦侵擾。9月，英艦攻擊「九龍寨」，「大鵬協」參將賴恩爵率領三艘水師船，在「九龍寨」的炮火支援下，回擊英船，戰火持續約十小時，其間英船先被擊退，最後退至尖沙咀。在這場海戰中，「九龍寨」立下奇功，協助水師擊退英艦，是為中英近代戰爭史中為數不多的勝仗。林則徐給道光帝的奏摺中說道：
 

計是日接仗五時之久，我兵傷斃二名，其受重傷者二名，輕者四名……查夷人撈起屍首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
 

這次九龍海戰清軍死傷不多，而英軍死亡至少十七人。在九龍戰爭中，九龍寨的戰略軍事地位愈顯重要。
 

是次衝突導致鴉片戰爭全面爆發，清軍大敗，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清廷被迫簽下首條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被迫割讓香港島，在鴉片戰爭期間建成的尖沙咀炮台及官浦炮台也被迫拆卸和炸毀。此時，一海之隔的九龍半島地理更形重要，為加強九龍地區的防衛，兩廣總督耆英1846年奏請在九龍建立城池駐守。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清政府批准。1847年，九龍寨城竣工，因城牆是以石塊築成，故亦寫作 「九龍砦城」。

香港保衞戰雖是日本同時向英美發動攻擊的戰役，但世人研究二戰多關注偷襲珍珠港甚或新加坡戰役，而鮮有提及香港保衞戰。因為這戰在軍事上毫無價值，它不是特殊戰例，它只是強勝弱敗的必然：  
 

· 是日本「知可以戰」與英國不知「不可以戰」；  

· 是日本臨場「識眾寡之用」與英軍布陣練兵一錯再錯；  

· 是日軍「上下同欲」與英軍華洋分割；  

· 是日以虞待英之不虞；  

· 是日將能與英將剛愎；  

 

倫理道德是中國傳統文化最注重的內容，也是家教最注重的內容。倫理道德基本概念是「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是中國古代家教內容的重中之重，為子孫建立傳統的價值觀。 

《韓非子‧顯學》云：「世之顯學，儒墨也。」當中的「墨」，指墨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中的重要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