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提供資金物資、派出醫療隊到幫助受援國改善民生、增強自主發展能力，半個多世紀來，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自身發展的同時，始終堅持向其他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作為中國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對外援助也體現了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擔當。

2020年1月1日，中國政府正式啟用了新版對外援助標識和徽章。新標識圖案以紅色「中國結」配以「中國援助」、「FOR SHARED FUTURE」（為了共同的未來）字樣，以彰顯中國對外援助理念，體現合作共贏思想。

從提供資金物資、派出醫療隊到幫助受援國改善民生、增強自主發展能力，中國對外援助雖隨國內外形勢的變遷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側重，但一直是中國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也體現了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擔當。

儘管中國常被誤認為是一個「新興」援助國（emerging donor），但實際上它的對外援助史比許多所謂的傳統援助國更加悠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便將自身命運與世界人民的共同命運聯繫在一起，在接受蘇聯援助的同時，也開始推進自己的援助項目。

建國之初，中國面臨着外有反華封鎖、國內百廢待興的困難。儘管如此，出於國際主義責任感和對弱小國家的同情與支持，也是出於自身安全的考慮，中國仍向朝鮮和越南兩國提供了物資援助。

1955年萬隆會議後，中國走上國際舞台，對外援助視野隨之擴大，對象逐步擴大至亞非拉其他發展中國家。1956年，中國無償援助柬埔寨800萬英鎊物資和商品，並同意派遣技術人員進行技術援助，開始了對其他國家的大額無償經濟援助。

雖然這一時期的對外援助以支持其他發展中國家爭取民族獨立和經濟自主為主，但也不乏人道主義援助。如1950、1951年印度糧荒期間，中國就向其提供了66.65萬噸的糧食。

值得一提的是，無論國內形勢如何變化，1964年初周恩來訪問加納時提出的援外八項原則，始終是中國對外援助的基本方針。除平等互利、幫助受援國自力更生外，它還強調嚴格尊重受援國主權、絕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這也是由中國奉行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所決定的。因此，從一開始，中國的對外援助就是和外交政策相關聯的。在這點上，中國和其他主要援助國並無不同（馬歇爾計劃的目的也是為了阻止蘇聯社會主義的蔓延）。

六七十年代，中國對外援助由提供物資和現匯為主的輸血型方式，逐漸轉向扶持民族工業等以增強受援國經濟發展能力為主的造血型方式。以柬埔寨為例，中國援建的三家工廠在建成後產值佔了當時柬工業總產值的一半。

同時，中國克服自身困難，援建了坦贊鐵路、平壤地鐵等一大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奠定了新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長期友好合作的堅實基礎。

另一方面，中國對外援助的數額從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一直保持連續增長。1973年中國對外援助額佔政府同期財政收入比高達6.9%，與中國國力極不相符。
 

改革開放後，針對中國是否應在國內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繼續提供對外援助，進行了諸多討論。最後，中國領導人決定，對外援助仍是外交政策的關鍵。不過，伴隨國家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對外援助支出有所減少，開始講求量力而行、盡力而為。1983年1月，中國宣佈「平等互利、講求實效、形式多樣、共同發展」的四項援助原則，突出了對外援助的經濟方面。

九十年代，隨着市場經濟發展和大經貿戰略的提出，對外援助也逐步成為促進對外貿易和投資的一個渠道。德國海德堡大學學者盧瑪麗（Marina Rudyak）和澳大利亞學者江詩倫（Lauren Johnston） 認為，中國這種將援助、投資和貿易相連接的策略深受日本影響，而且它也被證明是務實有效的。

1995年，為了更好地利用市場化手段擴大資金來源，中國進出口銀行和中國國家開發銀行逐漸成為中國對外援助和發展融資的支柱，並引入新的援助方式——優惠貸款的資金方式和合資合作的項目執行模式。同時，中國不斷擴大援外技術培訓規模，受援國人員來華培訓逐漸成為援外人力資源開發合作的重要內容。

2000年，中非合作論壇成立，很快成為發展中國家合作的有效機制，中國對外援助的道路進一步拓寬。

在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綜合國力不斷增強的基礎上，中國對外援助資金保持快速增長，實際支出從2004年的60.69億元增至2015年的195.37億元，之後才略有減少。

在此背景下，中國對外援助引起了國際關注。2011年，中國發佈了第一份對外援助白皮書，介紹中國對外援助政策、金融資源和形式以及對外援助的分佈和管理等狀況。

中國對外援助的主要對象是低收入發展中國家。根據最近的對外援助白皮書（2014年），非洲接受了超過一半的中國對外援助。

對外援助主要通過成套項目、一般物資、技術合作、人力資源開發合作、援外醫療隊、緊急人道主義援助、援外志願者和債務減免等方式進行。

成套項目是中國獨具特色也是最主要的一種援助方式，主要是由中國企業提供成套技術、工藝和設備，幫助受援國建設生產和民用工程項目。僅1954至1978年間，中國就先後向近70個國家提供了成套項目援助，建成大中小型項目884個。坦贊鐵路是最大的援外成套項目之一。坦桑尼亞、贊比亞兩國計劃修建鐵路擺脫貧困、改善民生，但向西方求助卻因投資巨大且無法施加戰略影響而遭到拒絕。1965年，中國在自身經濟也很困難的情況下一口答應。在超乎想象的艱苦條件下，中國先後派出6.5萬人次工程人員，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建成了這條被譽為自由之路的鐵路。

中國援外醫療隊的歷史可追溯至1963年。半個多世紀來，中國醫療隊由最初的13人發展至兩萬餘人，累計診治患者約2.8億人次。2014年，當埃博拉病毒肆虐西非、大批國家紛紛停飛航班、撤出人員時，中國醫療隊卻逆向而行，與疫情作戰，完成了建國來最大規模的衛生援外行動。美國《外交官》雜誌文章認為，中國在非洲的大規模醫療援助，是中國深受非洲歡迎的原因之一。

通過培訓各類人才和轉移技術，促進當地經濟可持續發展是中國的常用援外方式。上至政府官員，下至基層技術管理人員，人才的培養對促進社會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新世紀以來，中國的人道主義援助也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無論是印度洋海嘯，還是東帝汶地震，除了捐資捐物，災區到處都有中國醫療隊、救援隊搶險救災的身影。而中國通過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兒童基金會等國際組織進行的多邊援助也日益增多。

與歐美國家不同的是，中國對外援助尤其看重受援國的自主發展。例如，中石油幫助蘇丹建立了完整的石油工業體系，使其從一個傳統的農業國邁向工業化。而尼日利亞在殼牌公司等西方石油巨頭主導下開採石油長達50年，至今仍未建成完整的石油生產和加工體系。

而且，與西方國家對外援助附加很多政治條件不同，中國對外援助堅持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模式（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指出，美國要求受援國接受其援助必須符合多元化和民主化的要求，但是這種移植的民主價值觀卻與受援國的經濟發展沒有直接的聯繫）。這為受援國提供了更多選擇，實際上也降低了西方援助的議價能力。差異導致西方對中國對外援助的質疑和批評日益增多。

與此同時，中國國力的增強也令受援國的期待迅速增長。而中國對外援助管理體制也隨援外規模的擴大而在部門協調、信息共享、增強透明度和監督等方面面臨新的挑戰。2018年4月18日，中國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正式成立。此舉旨在加強對外援助的戰略謀劃和統籌協調，提高援外效率，優化援外方式，將公共衛生和教育等具有社會意識的發展項目也納入進來，更好地發揮對外援助這一重要外交手段。

1956年，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誕辰的文章指出：「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因為中國是一個具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和六萬萬人口的國家」。「而這種貢獻，在過去一個長時期內，則是太少了。」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在自身發展的同時，始終堅持向其他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幫助受援國實現發展目標。數據顯示，半個多世紀來，中國共向166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了4000多億人民幣援助，實施援外項目5000多個，為發展中國家培訓各類人員1200多萬人次，派遣60多萬援助人員，其中700多人為他國發展獻出了生命。

近70年的對外援助歷程，體現出的是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擔當，以及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

參考資料：

《中國的對外援助》白皮書（2011）（2014）

《從歷史走向未來——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係析論》 郭新寧 徐棄郁 時事出版社 2007年

《中國創新務實的對外援助：從全球化塑造到重塑全球化》 [澳]江詩倫（Lauren Johnston） [德]盧瑪麗（Marina Rudyak）

《中國對外援助從不搞「貓膩」》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18/5/21

《中國對非援助70年——理念與實踐創新》 宋微 國際展望 2019年第5期

《歐美對中國對外援助的認知及其啟示》 丁韶彬 東北亞論壇 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