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的留学生遍及全球，是世界上出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来自教育部的数据表明，仅2017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超过60万，达到了历史峰值。
而与这股改革开放后留学潮并行的，是势不可挡的归国潮。留学生在实现个人理想同时，也推动着国家的崛起和建设。40年来，海归（指的是海外留学归国就业的人员）们取得的成就也令人瞩目。计算机、北斗卫星导航、天眼、量子通信……在各个领域，他们都是国家创新事业的生力军。
从52名公派留美学生开始
留学生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是改革开放的推动者。1978年6月23日，改革开放刚刚开始，邓小平在听取教育部关于清华大学工作汇报时说道：“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
如同刚恢复的高考一样激动人心，这番后来被称为“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重要讲话”的表态为留学开启了大门。教育部于1978年7月11日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的数量的报告》，同年12月26日，改革开放后的首批52名留学生起程赴美，邓小平嘱咐他们：“努力学习、学成回国、报效祖国。”
之后，留学事业很快扩大。到1981年，中国政府已经与英国、埃及、加拿大、荷兰、意大利、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政府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
同年，托福考试（TOEFL）首次进入中国，12月举办了第一次考试，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同时开考，共732人参加。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就连考生答题用的铅笔、橡皮、转笔刀都是随着资料一同从美国运来的。
这次考试创下了内地考试的诸多第一：第一次将美国标准化考试引入中国内地、第一次使用机读答题卡、英语考试第一次考听力……甚至后来，托福考试模式还为中国内地的高考改革提供了参考。
不过对大多数人而言，留学仍非易事。198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让留学又多了一个途径。由于信息不对称、手续繁琐、经济实力等方面因素，能自费出国的人可谓凤毛麟角。1985年，国家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1984年前自费留学年均仅1000人，1986年达到1万多人，到1987年翻了10倍，累计突破10万大关。到了1989年，雅思（IELTS）考试进入中国，留学热已然在这片土地上迅速升温。2000年以后，自费留学几乎占留学总人数的80%至93%。
鼓励回国，成为栋梁之才
上世纪90年代，内地正处在求贤若渴中，各领域都急需大量人才发展建设。邓小平多次表示希望留学人员回国，“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作出贡献，还是回国好。”1993年，“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方针写进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
为了鼓励留学人员归国，从80年代起，教育部先后设立“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和教师奖”、“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春晖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海外留学人才学术休假回国工作项目”等。同时，国家人事部的“百千万人才工程”、中科院的“百人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千人计划”等也都在鼓励海外学者回国工作。
作为国家“千人计划”的入选者之一的周晓华在回答为什么回国时，他说：“我是国家开放政策的受惠者，我一直想为祖国做点事情。”
无疑，很多留学归国者成为这个时代的栋梁，经济、科技、社会、教育、学术，每个领域都离不开他们的巨大贡献，中国前科技部部长万钢就是其中之一。1991年，万钢获得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博士学位，在奥迪公司工作10年。2000年12月，万钢回到同济大学，从普通教授做起，到2004年成为校长。2007年，万钢就任科技部部长，直至2018年卸任，转而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人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许多留学精英更是顶尖的学术带头人。国际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高能物理王贻芳、人工智能甘中学、新药研制丁列明……他们的回归为国家各个领域的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数据显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的81%、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的51%、国家重点项目学科带头人中的72%，均有留学经历。
大众留学与归国潮
如果说80年代初留学还只是少数人的“精英梦”，今天的留学早已是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留学热在持续升温，背后的心态和社会环境正在悄然改变。一方面，留学凸显出教育理念的中外之分，让学生和家长在教育模式上有了更多选择权。另一方面，对财富日益增长的中国家庭而言，无论学习成绩如何，把孩子送往海外读书不再遥不可及。
2017年中国留学人口突破60万，并且，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日本、韩国和新西兰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均排名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