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中国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籍成员贝格曼（Folke Bergman），在今天甘肃省境内的额济纳河流域古遗址上，开掘了60个考古区，其中在21 区里采集到总计上万枚简牍，因为这批汉简出土地区是居于汉代张掖郡居延县，故称之为“居延汉简”，为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提供了珍贵资料。

“居延汉简”有纪年可考的，最早为汉武帝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最晚为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前后共经历143年之久，大部分属于西汉时期，武帝末年至王莽时期，属东汉时期的只有小部分。此外也有少数是和帝、殇帝、灵帝的简。

“居延汉简”出土后，由于中国学者的阻力，才使这批千余年前的古代简牍能够保留在中国。1931年5月底，简牍运到北京，瑞典方面提出让瑞典人高本汉、法国人伯希和参与研究工作，而中国方面则由马衡、刘半农（即刘复）主持研究工作。他们四人首先将简牍实物拍照共一式四份，而四人各占其一，大家根据照片考释、研究，如有疑问，则各自通信联络，定期交换研究成果和论文。

1934年，刘复往内蒙古绥远地区考察之际，突然逝世，后来选派中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劳干，北京图书馆编纂向达、贺昌群，北大历史系助教余逊等人继续协助马衡研究，并由傅明德、傅振伦协助整理及编号。然后再根据原仓号、出土日期及地点作登记。其后马衡利用此批汉简撰写《记汉居延笔》、《汉兵物簿记略》，傅振伦撰《道院简牍说》、《汉武帝年号延和说》，贺昌群撰《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及《烽燧考》，陈槃写成《汉简遗偶述》和《汉晋遗简偶述续稿》等著作。在抗战年间的艰难岁月中，劳干根据手上的照片资料来研究，1941至1961年，分别出版《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居延汉简考‧版图之部》、《居延汉简‧考释之部》以及一系列论文，为汉简研究奠下重要基础。

由于居延地区是汉代防御匈奴南侵的重要屯兵要地。《史记‧匈奴列传》记太初三年“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当时居延地区周围全是沙漠，唯有额济纳河自南北流贯，形成南北走向的要道。匈奴往往借此大举南进中原，汉武帝亦大力屯兵于此，一方面防御匈奴，另一方面可由此派兵北上。《汉书‧武帝纪》记载：武帝于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命“骑都尉李陵将兵五千人，出居延北，与单于战，斩首万余级。”天汉四年，又命屯驻于居延城的强弩都尉路博德，与贰师将军李广利并击匈奴。自太初年间开始在居延筑城障等边防设施后，随着汉帝国的势力减弱，防御设施愈来愈多，烽燧障塞也日益增多，屯兵、屯垦也发展起来。这次出土的一万多枚汉简就是汉代张掖、居延、长水两都尉的各种文书档案，记录了这个地区的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情况，为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提供了珍贵资料。

居延汉简不仅数量多，而且对边塞屯田状况、举烽燧方式、戍卒来源及日常生活、俸钱与口粮、边地物价、代田法在西北推行状况，以及张掖太守与都尉，属国都尉的关系等都有详尽和具体记载。著名汉简研究者劳干曾说：“它和敦煌汉简相同，都属于中国边塞上的记录，还牵涉到政治、经济和一般生活问题。这些记录有的是琐细而无关宏旨，有些却非常重要；有的可补文献上之不足，有的可纠正文献上的错误，或给文献中不明白之处作一个较好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