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举世瞩目，大家都在议论纷纷。它是怎么发生的？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俗语说万事开头难，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相当复杂艰难的环境中，迈出改革的步伐。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遗留的问题堆积如山，人们的思想十分混乱，不知怎样才能摆脱困境，闯出一条新路。从中共高层到民间知识分子，都为拨乱反正费尽心血。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是在徘徊中前进的。

在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做了大量工作，纠正文革期间的错误。从1976年10月开始，中央大力肃清“四人帮”的党羽，一些被打倒的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1977年3月，国家计委召开会议，强调企业要以生产为主，一切为生产服务；执行严格的规章制度；实行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引进新技术，培养一支庞大的技术干部队伍。同年10月，教育部决定改变文革以来，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招生方法；大学招生改为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按优取录的原则，使学生可凭个人努力考进大学，为培养文革后的知识分子创造了条件。但是，当时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动大手术才能拨乱反正，解决文革遗留的问题。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中国要走出文革的阴影，就要打碎人们的思想枷锁，以实事求是的思想，推动改革开放。可以说，改革开放是从思想解放开始的。1977年2月7日，经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审阅同意，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社论向全国发出这样的号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这篇社论是由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明显体现了华国锋的意图。华的这个宣示，显示他并没有建立自己的方针政策或理论论述，只想继续依赖毛的光环，维系其权威。华国锋等人提出“两个凡是”，是要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不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但“两个凡是”面世后，就遭到各种质疑。这种弥漫文革气息的死硬派观点，已经违背了党心民心。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都迫切希望拨乱反正。文革结束时，全国8亿农民每人年均所得仅76元人民币。人们都期望能振兴经济，都盼望邓小平能出来主持大局。文革的种种失误，已令人们感到十分厌倦。从林彪到“四人帮”相继垮台，已将文革的弊病暴露无遗。1977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在会议召开前，叶剑英对华国锋的讲话稿，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该把提法换一下，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陈云在会议上说：“我认为绝大多数同志到天安门去是为了悼念周总理，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无关。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在中共众多元老的压力下，华国锋只好稍作让步，但他仍坚持“两个凡是”的底线。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决定的，是必要的。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华国锋感到难以挡住邓小平复出了。华派人找邓谈话，要求他出来之前写个东西，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拒绝了来人的要求。他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直接挑战“两个凡是”。他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在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党的副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以及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多项职务。这些职务，都是邓在1976年4月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失去的。邓结束了一年多的沉默，首次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1977年8月12日召开中共十一大，华国锋作政治报告。华的政治报告交织着正确与错误：他既宣布“文革”结束，却又对“文革”大唱赞歌；他既号召批判“四人帮”，却仍不批“四人帮”的极左；他既强调要安定团结，却又明示以阶级斗争为纲。故华的政治报告，并未纠正“文革”的错误理论，不能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华要求全党“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与改革开放，是南辕北辙的治国方略。邓小平没有妥协。当时邓刚复职，会议由华国锋主导，但邓在十一大的闭幕词中说：一定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场争论的要害在于要改革开放，还是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双方的较量从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展开，波及面相当广泛。

1978年后，在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的主导下，争论愈发热烈。5月10日，经由胡的亲自检阅，于校内发行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中，刊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次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转载于《光明日报》。文章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等掷地有声的主张。思想解放推动了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但也受到颇大的政治压力。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这篇文章。他说：“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7 月21日，邓小平告诫中宣部长张平化：“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讲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因此，打破思想束缚，才能勇于探索，敢于改革。端正思想成为改革开放能够顺利展开的起点。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全会公报明示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公布宣示要全面改革，“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全会强调要健全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解决了一批重大冤假错案，肯定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纠正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的错误结论。

1976年粉碎“四人帮”，使国家消除了动乱不息的大患，而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共党内的重大政治是非问题。陈云出任党的副主席，胡耀邦等人出任政治局委员，这些都是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的人事基础。华国锋对“两个凡是”作自我批评，权威日渐下降，几年后辞去党主席之职；坚决维护“两个凡是”的汪东兴，请辞中央办公厅主任，吴德请辞北京市委书记，邓小平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中共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方针，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方略，全国上下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