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文化的影响

金灭辽、北宋，同时接承辽与北宋的文化，而此前辽代的情况类似。契丹族在唐代时，双方的接触及关系，使契丹人对中国文化并不完全陌生，同样在辽国建立及发展过程中，攻取受唐文化影响的农业民族渤海国，又有掳获长城沿边的汉人，进而取得燕云十六州大量的中原汉人，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以及中华典章制度的初期建立者。当辽太宗耶律德光灭后晋，入主中原，又很快北撤回国时，带走很多中原文物、典章、士大夫等，更加增辽朝汉化的资源，以及促进中国制度、文化的建设。

契丹辽朝的民族与国家的组成，简括为两个方面，一面是契丹为主的北族，一面是汉人、渤海人为主的农业民族，在国家统治上也因之由两方面构成，一是游牧式北方的“国制”，一是农业式南方的“汉制”，这就是“因俗而治”的政策。在汉制这方面说明了中国制度、文化的观念与实践。制度是文化具体的施行，背后实根源于文化。辽代汉制就是中国文化主流汉文化的传统，所以施行汉制等同于汉文化的发展，而其根源是由儒学而来。辽朝的汉制大体上有中央及地方的部分官制，州、县城市的建设，科举制度的施行，各级学校教育，儒学经典的学习，文学艺术的发扬等等。有些制度采取两种文化并行的办法，如契丹文、汉文并行，是国家两种法定文字，草原法律与中华法律并行但分开对象。

辽代中国文化得到维持，使得契丹帝后、贵族、官僚们有些熏染和学习，生活习俗汉化之外，还有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汉学表现。又因和北宋的长期和平，双方外交来往密切，形成多方面文化的交流，也影响到辽国汉文化的吸收与发展。后来金朝灭辽，辽国的文化、人才也同时为金所继承。

金初的汉文化接触

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是由东北发迹，经过早期部族间战争奠定强盛的基础，进而发兵攻灭大国辽朝。继之南下灭北宋，与南宋划淮河为界，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华北全在金国的疆域之中。女真族并非游牧民族，而是有着农耕、渔猎、畜牧生活，和华北汉人农村生活相近，他们定居的村寨有粗浅的农业文明，故而对华北农业文明接受度较高，汉文化也相对地较易于接受。女真兴起于东北，早先接触到的汉文化是在辽朝统治下受唐代文化造就的渤海人与汉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就已选用他们任官，例如渤海人杨璞，汉人韩企先，就是当时制订新国家礼仪制度之人。随后太宗吴乞买和宗室贵族们同样对汉文化有着较多的兴趣，在征服辽及北宋期间，一面将人才、书籍、文物等收集往首都上京（哈尔滨阿城区），一面建立些中国式的官僚制度。相当多的辽朝及北宋的汉人，出任中央和地方的官员，或者充任贵族们的家庭教师，汉化的渤海人也在其中，共同传播汉文化。以后金朝有相当程度的汉化，儒学日渐发展，中国文化大体维持在整个的金代时期。

北宋文化对华北金代的影响

经过辽朝二百多年的统治，虽然中国文化没有稍多的发展，也缺乏较高的水平，但总算是维持住基本的层面。金灭北宋后，拥有整个华北地方，除继承辽国遗留的人才及文化外，又进一步得以继承北宋的人才及文化，这不比辽代粗浅的汉文化，而是正统中原文化的遗留。金朝的皇室、贵族、官僚们对中国文化有高度的热忱，汉化相当快速且层面较广，除了女真统治者少部分的特权，以及固有的一些制度外，几乎是走全盘汉化的路子，看来并不异于唐、宋的汉族朝代。无论是在典章文物、礼仪制度的各方面都采用汉文化，而高层次的思想观念也常呈现中国的形式与内涵。金朝与南宋对峙，然而金国朝廷及士大夫们全都以“中国”自居，这是非常特别的认同。

金代沿用北宋的教育及科举制度，虽然都不如北宋发达，但也颇有可观，而儒学因之延续。又翻译儒学经典为女真文，供其民族学习，开创女真进士科举，设女真学校等这些与汉化相应的措施。朝廷对《孝经》特别重视，积极推广，使忠孝思想成为举国一致的基本教养。北宋留下的文化财产，有大量的人才，地方的学校、书院，教育兴学的理念，以及为数众多的图书，发达的刊书印刷业，可说是金国继承北宋非常有价值的遗产。加上金与南宋间贸易、外交的往来，南宋的儒学也有部分传播于华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