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石窟这种艺术形式都渊源于印度，从根本上说，石窟寺在中国的出现便是中印文化相结合的产物。石窟逐步发展的过程与佛教不断本土化、世俗化的倾向相始终，并与梵僧东来传法、中国僧侣西去巡礼的互动紧密相连。同时，中外通过商旅驮队、政治使团乃至战争而发生了更密切的接触，很多关键的交通路线及重要的往来事件，都与石窟的营造有直接关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看到石窟艺术在汲取外来灵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包容的胸怀和吸纳转化的能力。

石窟开凿的地点与创建的早晚，大致也体现了佛教东传的过程。在一些洞窟中，形象化地描绘了东传过程中的真实历史或传说故事：例如从西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宣告中外交流的渠道正式开通起始，娓娓道来。又例如在安西榆林窟第3窟的普贤变中，描绘了著名唐僧玄奘师徒往西天取经的情节。

商业利益始终是推动国与国交往的根本动力。中外商旅踏出的丝绸之路、麝香之路（连通罗马帝国、西亚与西藏的商道），也是沟通民俗、宗教与文化的桥梁。佛教最初仅仅是来华胡商的信仰，他们在聚居之地建寺设像礼拜。石窟寺沿着他们的足迹蔓延开来，可能还起着客栈、憩所的作用。勘查丝路，可从中国西部的古龟兹国（今新疆库车、拜城地区）、高昌（今新疆吐鲁番）进入河西的敦煌、张掖、武威，抵达西安和洛阳，沿线可见密布着一系列石窟群。华严宗法藏大师祖先为康国（今撒马尔罕）人，祖父时举族定居长安，龙门石窟就发现了法藏造像龛四处。

在佛教故事中，异国的风土人情让古时的中国人感到新奇震动，人们也把这份感觉刻写在石窟之内。举一个最贴近生活的例子：古人是跪坐在床（一种低矮的坐具）上的，印度和中亚人则有垂足坐在高足凳上的姿势——接近现代人的坐姿。结果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看到中国石窟艺术中佛陀结跏趺坐在床上，而古汉地则逐渐开始采用高足凳了。

佛教进入中国后，对传统艺术带来了很大冲击。古印度人对人形造像中，身体面貌各种庄严、微妙的形相仪则，有极其细致的规定；而对各种形象的描画，则追求栩栩如生的立体感，这些创作准则，为造像的身姿手势赋予了象征性的寓意，对当时的中土艺术来说是非常新鲜的。古时来往于中印之间的僧俗信徒，非常注重随身携带圣像。遗憾的是，这些实物圣像很难与文献记载有明确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