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后，清朝统治者尚处于迷惑之中，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则令他们彻底看清形势。这使他们不得不开始郑重思考清帝国的出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恭亲王奕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接受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工业技术，发展近代工业，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洋务运动在中国蓬勃展开。

与西方交流并向其学习，语言是必不可少的工具。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京师同文馆，专门教授西方语言，培养精通外语的人才，这也是中国近代最早成立的新式教育机构。同文馆的学制分五年和八年两种，招生对象最初仅限于14岁以下的八旗子弟，因此1862年入学的仅有10人。后逐渐扩大招生范围，至1879年，已有163名学生在校。除了教授课程，同文馆也从事翻译工作，并于1873年开设印书处。同文馆于1900年停办，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

除机械制造，江南制造总局还对晚清的文化发展也有一定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傅兰雅译书方面。傅兰雅生于一个苏格兰传教士家庭，自幼对中国兴趣浓厚。1861年，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担任翻译期间，工作认真负责，他以传教般的热情积极向中国人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其著作包括《声学》、《电学》、《化学鉴原》、《代数术》、《微积溯源》、《决疑数学》等。

严复（1854—1921年），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翻译家。他出身名医世家，1871年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政治与社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而大量涉猎英国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回国后，严复先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创办人、开平矿务局总办、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复旦公学校长、北京大学首位校长等。他翻译了大量英国、法国的社会科学类名著。他于1896至1898年发表了赫胥黎的《天演论》，1901年发表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1903年发表斯宾塞的《群学肆言》、甄克思的《社会通栓》、约翰‧密尔的《群己权界论》和《穆勒名学》，1904至1909年发表孟德斯鸠的《法意》。

林纾（1852—1924年），中国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的英国文学译作主要包括：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沃尔特‧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Ivanhoe，即《艾凡赫》）等。林纾一生共翻译英国文学小说99种，经他翻译润色的译本较一些英文原著甚至更加优美动人。这些外国文学著作的翻译和出版，进一步加深了当时中国人对英国等西方国家社会生活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