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後，愈來愈多中國人有機會走出國門往英國去。斌椿（1804—1871年）是中國最早跨出國門的官員之一，他也是首位被英國女王非正式接見的中國官員。

1866年2月，為直接考察歐洲的情況，清政府接受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Sir Robert Hart，1835—1911年）的建議，由總理衙門主持派官員斌椿以及四名同文館學生，跟隨赫德出訪歐洲九國，這是中國人第一次專門為考察西方情況而出國遠行。選用斌椿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當時他已在海關總稅務司擔任文案，與外國人打交道有一定經驗。另一方面，很多清朝官員認為出使歐洲是一項苦差，只有斌椿樂於前往。

1867年，清政府首次派出考察團，對歐美國家作正式訪問。由於缺少外交人才，又適逢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1870年）結束在華工作，準備卸任回國，恭親王奕訢建議由蒲安臣擔任中國首任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帶領中國官員志剛、孫家谷等，出訪美、英、法、俄、比、西、意等國。此次考察團歷時兩年八個月，出訪歐美共11個國家。通過考察，中國官員接觸了新事物、新思想，也由此產生了一系列介紹西方的新作品，如志剛的《初使泰西記》、孫家谷的《使西述略》、張德彝的《歐美環遊記》等。

中國向西方國家派駐外交使節始於1876年郭嵩燾赴英。郭嵩燾（1818—1891年），晚清政治家，曾與曾國藩一同辦洋務並組建湘軍。郭嵩燾早年因辦理洋務，對西方的制度、事物有一定了解。1876年12月，郭嵩燾從上海乘船赴英，1877年1月下旬抵達倫敦。駐英期間，除處理外交事務外，郭嵩燾還考察英國的政治、教育制度和社會文化。郭嵩燾將其見聞寫成《使西紀程》，希望清人能更了解世界，然而在當時很多清朝官員看來，郭嵩燾的一些做法卻是離經叛道的。

王韜（1828—1897年），晚清改良派思想家。王韜於1847年在上海結識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年）。麥都思對王韜頗為賞識，聘他在其創辦的墨海書館工作。王韜在墨海書館工作13年，主要負責中文書籍的出版編校。王韜在英停留兩年，期間與理雅格一同出行，繼續協助其工作。他不僅與理雅格一起將一些中文經典譯成英文，還利用西方天文學研究中國古代星象，著成《春秋日食辨正》、《春秋朔潤至日考》。王韜還曾受邀赴牛津大學演講，他用中文介紹仁愛之道，推崇中英友好，受到好評。王韜也因此成為中國在西方著名大學演講的第一人。

黃寬（1829—1878年），中國首批留學生之一。他是第一個從歐洲大學畢業的中國人，也是中國第一位留英的醫學博士。1857年，黃寬回到香港從醫。1860年起，黃寬以西醫的方法進行外科手術。作為當時亞洲醫學的頂尖人才，黃寬將西方最先進的醫學知識與實踐方法帶回中國，對中國的醫學發展具有重要影響。而對於其母校愛丁堡大學來說，黃寬至今仍是他們引以為榮的中國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