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文书是记录国家税收征收过程的各种凭证，用于反映税收的合法、公开、合理和准确。中国古代税收文书的设置，经历了逐渐完善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国古代赋役的徵调对象主要分两大类，一是计口、计丁或计户；二是计亩。相应地就有了户籍和地籍这两大类纳税登记文书。

户籍计人口

先秦以来，为了徵调赋役，官府非常重视人口统计，并登记入册。战国时期，秦国在秦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建立“户籍相伍”制度。从出土的东汉和三国孙吴的“户籍简”所登记的内容，可以看出它们与赋役徵调有直接的关系。西魏沿承北魏计丁征收的租调制，户籍兼有纳税登记文书的功能。例如，出土的西魏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以侯老生为户主的计帐户籍，逐一记录了该户7口的存亡、年龄及是否纳税人，最后合计3个纳税人应纳税额为：“计布一匹二丈，计麻三斤，计租六石。”东晋时，与赋役计征有关的官方户籍，称为“黄籍”。

唐朝前期租庸调以丁男为征税对象，户籍同样兼有纳税登记文书的功能。所以，唐人说：“籍者，所以计租赋耳。”当时与户籍配套具有纳税登记功能的文书叫“计帐”。按规定，地方政府在各家户籍编制好后，要分别以乡、县、州为单位，逐级汇总各自的户口帐，最后由州上报户部。这是一种计帐，它是自下而上汇总当年应纳税人数量的税务文书。计帐不必直接写上应征租庸调的数字，因为租庸调采用全国统一的定额税率，只要有汇总的应纳税人数量，中央财政部门就可以计算出全国应征收的租庸调数量。例如，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度支司的统计是：“课丁八百二十余万，其庸调租等，约出丝绵郡县计三百七十余万丁，庸调输绢约七百四十余万疋，绵则百八十五万余屯，租粟则七百四十余万石。约出布郡县计四百五十余万丁，庸调输布约千三十五万余端。”

从唐朝后期实行“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之后，户籍承载的纳税登记功能削弱了。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开始编造户口册与税册合一的“黄册”，以便科征赋役。所以被明朝人称为“赋役黄册”。实行一条鞭法改革之后，黄册的税册功能逐渐为鱼鳞图所取代。

地籍计资产

自春秋时期“初税亩”之后，统计田亩数量就是一项必然的税务工作，由此形成与纳税登记相关簿籍。例如，《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司马𫇭掩推行赋制改革时，先对境内各种土地，如山林、沼泽、丘陵、硗瘠地、水边、低地、堤内平原、水中洲地、大平原等，一一加以区分，这叫“书土田”。然后根据各种田地的收入，相应确定它们的赋额，这叫“量入修赋”。可见“书土田”所编制的地籍就具有纳税登记的功能。战国时期，齐国把登记应纳税田地的文书称为“田结”。从出土汉简吕后《二年律令》来看，西汉有“民宅园户籍、年细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等多种与田地有关的簿籍。其中，“田命籍”是表示田地产权归属的文书，“田租籍”是记录应纳、已纳田租的税务文书，二者密切相关。

随着两税在晚唐五代变成单一的田亩税，承载纳税登记功能的地籍趋于完善。北宋王安石变法推行方田均税法，经过重新丈量田地和配征“二税”，最后制成帐籍，付给有关各户，作为“地符”。南宋推行经界法时，设置砧基簿，用于登记各家各户田地的田形丘段、面积、四至（土地四周的界限）以及产权变动的情况，经官府认定后，一本由官府保管，一本发给田主保存。砧基簿和“地符”一样，既是证明私有土地产权的地籍，也是官府征收赋税、排定差役的依据。

元朝至正十年（1350年）肃政廉访使童守悫推行均定税役之法，把田图依次编上号，在田图下注明税粮的数量，以及田主的姓名，人称“流水”图。因为田图“以丘相挨，如鱼鳞之相比”，也被称为“鱼鳞”图。

明太祖洪武年间（1368-1398年）曾两次大规模绘制鱼鳞图册，或者由朝廷派人到地方上主持，或者命令某些地方官自行组织人力绘制。编制时，官方人员在里甲代表人物的参与下，逐块丈量田亩，画上田的方圆形状，依次标号，写明田主姓名以及田的面积、四至、土质，最后编汇为册。鱼鳞图册和黄册在明代征派赋役中都兼具纳税登记文书的功能。

清代官方登录民户田地的簿籍称为“丈量田地册”、“地册”，上面详载田地的形状、面积以及田赋税率。它们是政府分派田赋的基本依据，同样兼具纳税登记文书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