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国家为了应对修建工程、运输官物、为军事行动提供后勤保障，以及维持官营手工业机构生产、看守官方仓库等方面的劳力需求，采取从编户齐民中直接徵调劳力，或者向他们征收代役金，再另外雇庸劳力这两种不同的应对形式。

直接徵调劳力，在唐朝称为“役其身”，就是被徵调的民丁要亲身服役。从秦朝到隋朝的八百多年间，主要的力役调发形式是现役。民丁亲身赴役，且不论每次服役实际时间的长短，单单路途往返的耗时耗费，就是一笔不小的额外负担。另外，如果每个民丁都遵照规定，按时从家中抵达指定地点（如京都）待命，官府不免会出现无役可派或劳力过剩等浪费人力资源的情况。所以，徵调现役方式于国于民都有弊病。

从秦汉以来，官府有时也征收代役金。如果无役可兴，代役金就归国家财政统一调配。因此，总体而言，以征收代役金取代现役徵调，既有利于增加国家财力的统筹安排，也有利于减轻民众的现役负担。这成为中国古代力役制度的一种演变趋势。

正役代役金的征收对象起初是计丁。例如，西汉“更赋”，就是向每年要承担戍边3日义务的成年男子征收的。隋朝则向50岁以上的丁男征收“庸”作为代役金，称为“免役输庸”。唐朝前期的“庸”制则把可以交纳代役金的对象扩大到所有丁男。按当时的规定，每个丁男一年要无偿服役20天。如果没有被调发去服役，要按1天3尺绢的标准交纳 “庸”。唐朝法令称为“无事则收其庸”。唐德宗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时，把“庸”和“租调”一起归并入两税。随着五代时期两税正式变为单一的田亩税，正役代役金就归入了田亩税。

在中国古代，具有特殊技艺和熟练技能的工匠是比较稀缺的人力资源，他们长期受到官府的严格控制。从先秦到秦汉，在官手工业机构劳作的各种工匠，发明了许多高超的生产工艺，制造了许多精品。当时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低下，为官府的劳作也不是无偿的。魏晋时期，工匠的社会地位才明显变得低贱。政府在户籍制度专门设置“匠籍”，以加强对他们的人身控制和使役。长沙走马楼发现的三国吴简中有一批登记专业工匠的“师佐籍”简，从中可以推知孙吴政权控制并征发具有一技之长的工匠服役的一些情况。

唐朝前期工匠的社会地位已经等同平民。按唐朝《赋役令》规定，成年的丁匠和普通丁男一样，一年要无偿服役20天。如果超期服役，可以根据超期天数酌情减免租调，但一年服役最多不能超过50天。同时唐朝实行每日交绢3尺的“无事则收其庸”制度。不过，为了保证制造宫廷和朝廷器物，以及朝廷土木工程修建的特殊工匠有稳定的来源，唐朝前期也设置匠籍。入籍对象是诸州工匠中的“材力强壮、技能工巧者”，并规定“一入工匠后，不得别入诸色。”这就赋予这部分匠户世袭的身份。

宋代官府对工匠的役使，分为“和雇”和“差雇”两种方式。“雇”就是雇庸，官府为此要支付一定的报酬。但是，“和雇”的“和”指“两和商量”，强调其自愿性；“差雇”的“差”指派遣，强调其强制性。元代官府“拘刷人户民匠”数十万户，列入匠籍，强制地加以役使。明代列入匠籍的工匠也有数十万户，他们被分为轮流赴京服役的“轮班匠”、在中央官府长期服役的“住坐匠”和在地方官府应役的“存留匠”三大类。轮班匠有二十几万人，他们散居各地，按照瓦匠、铁匠、竹匠、油漆匠、木匠、土工匠、熟铜匠、笔匠、织匠、裁缝匠、石匠、刊字匠、木桶匠、银匠等不同的行业，分成1到5年服役一次的不同班次，轮流赴京城待命服役。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明朝允许轮班匠交纳“班匠银”代役，不必亲身赴役。顺治二年（1645年），清朝下令“各省俱除匠籍”，让匠户编入民籍。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之后，各地陆续将应征收的匠银总额，分摊到当地按亩计征的地丁银之中。这标志着中国古代匠籍制度和匠役的彻底废除，匠户这一社会等级也从此消失了。

从唐朝开始，力役被分为国家统一调发的正役和主要为应付地方官府劳役需求的“杂徭”两大类。唐朝两税法实行之后，按户徵调的“杂徭”继续存在。宋朝则以“职役”的形式出现。王安石变法的征收免役钱、助役钱，明朝实行的一条鞭法，都是将地方性的力役徵调转换为征收代役金的著名变革。最后，经过清朝雍正年间的“摊丁入地”，中国古代的力役徵调形式完全实现征收代役金，并且归并入田赋。

总括而言，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赋役制度的税、赋、役三元结构，以两税法改革为契机，以“摊丁入地”为标志，最终变为田赋单一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