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认为，动物的生物级别比植物高，因为二者虽然都有生命，但动物有知觉。因此，古人把鸟、兽、虫、鱼归类为动物。“动物”一词与“植物”一样，最早见于《周礼》。为了辨别各种动物，古人很早就注意动物的形态，并刻划和描绘它们。从新石器遗址出土的陶绘和玉石雕塑，以及商周时代的青铜器物都可以看出古人早期对动物形态的把握。古人从种桑养蚕的日常生产活动里认识到昆虫变态的生命历程。种桑养蚕在中国已有五千多年历史，唐代的《本草拾遗》细致地记载了昆虫变态习性。

古人不断积累动物学知识，也不断运用动物学术语，使人们能更加准确地描述各种动物。甲骨文在描述兽类时常用头、身、足、尾、胎生等。描述鸟类时常用喙、卵、翅、羽、飞翔、鸣叫；鱼等动物常用鳞、喙、额、项、脊、腹、肠、齿、鲠、吐、涎沫、腥、游等。

随着对动物认识的深化，殷商时期已产生将动物分类的观念，我们可以从甲骨文中某些动物的命名得到印证，如鹿类动物麑、麋、麝、麇等因其外形相似而有共同的部首“鹿”。历代对动物分类的方式时有不同：秦汉时期的《尔雅》将动物分为虫、鱼、鸟、兽、畜五类；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将动物分为虫、鳞、介、禽、兽、人等部类；清代的《虫荟》则将所有的动物都视为虫，分为羽、毛、昆、鳞、介五类。

经过对动物的分类整理，有关动物学的著作也开始丰富起来。宋代的动物学专著计有：《禽经》、《鹰经》、《蟹谱》等。到了明清时期，这类著作就更多了，如《兽经》、《蛇谱》、《鹌鹑谱》、《画眉谱》等。古代地区性动物志的作者多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怀抱，非常关心各地的生物资源。他们出任地方官时，体察并记下当地的生物资源，如《桂海禽志》、《闽中海错疏》、《记海错》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明代的《闽中海错疏》。综合性动物学著作源于东汉和后来的异物志类的著作，内容包罗万有，如三国时期《临海异物志》就记载了今福建等地一百一十余种动植物，此书已初步具备博物学著作的特征。到了宋代，陆佃的《埤雅》是综合性动物学著作的代表作。全书共二十卷，前十八卷分别为释鱼、释兽、释鸟、释虫、释马、释木和释草。直至明清时期，真正的综合性动物学著作才出现，如袁达的《禽虫述》、方旭的《虫荟》等，其中《虫荟》一书共五卷，收录动物一千多种，分别为兽类三百多种，鸟类二百多种，鱼类和爬虫类二百多种，昆虫二百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