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生活在新旧交替、社会遽变的时代。他幼年在家乡读私塾，14岁起到上海入新式学堂，19岁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是著名哲学家杜威的学生，27岁博士毕业后回国。中西合璧的教育经历为他日后倡导思想解放和治学打下了深厚基础。

1917年，归国后的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他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举揭开中国现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第一页；发表《易卜生主义》、《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等文章，提倡个性解放；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致力于教育改革，倡议实行学分制、教授会制、教授治校制度，在教育界投下一颗颗深水炸弹。因在倡导文学革命、思想革命和教育改革等诸多方面的领导作用，胡适成为了公认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后，胡适差不多参与了处在革命和激变中的中国社会的每一次重大思想文化争论。钱玄同赞誉胡适是中国“思想界的医生”。

1937年9月，胡适受蒋介石之托，出访美、欧诸国，宣传中国抗战，争取援助，次年受命担任驻美大使。他为了配合政府派出的专门代表争取美援，使美国了解中国，与美国财政部长及其他相关部门的领导人建立了很好的个人关系，成功争取到对支持抗战极有意义的美国援助，且颇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以及各界领袖人士的尊重。在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胡适是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最有贡献的人之一。

1942年9月，胡适卸去大使职务。在以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除短暂地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务外，他的大部分精力几乎用于重勘《水经注》公案。很多人不了解，胡适晚年将绝大部分心力倾注于此，实是为了摆脱时局所引起的苦闷。

身为学者，胡适在诸多领域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文学方面，他系统地提出了建设新文学的理论和方法，率先开辟了白话诗创作的途径、用严格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文学史。他的《白话文学史》是中国第一部完全用新观念、新方法写出的最平民化的新文学史。在哲学方面，他用全新的观念和方法，对先秦哲学史作了以实证为基础的全面系统的梳理和评析，并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作了系统论述，对此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学界公认，他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在史学方面，胡适着力传记与学术史。特别是前者，他一生提倡传记文学，而且提出一系列新的观念和方法，并作出了《丁文江传》范例。

1962年，胡适病逝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