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些試點則是政府暫時不作為（等一等，看一看）或模糊決策（政策表述含糊其詞），給地方、部門、單位突破現行規制的新生事物以生長空間，待其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和優勢後，政府再給予肯定和支持，制定總體性政策，提高和完善新生事物並全面推廣。像改革開放之初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個體經營者雇工就屬於此類。
不管怎樣，通過「試點」制定政策基本上分為三步：
首先在地方設立試驗區；然後從中挑選成功案例，總結為典型經驗；最後在更廣泛地區內繼續嘗試，即「由點到面」或「由點帶面」。
當然這期間也會根據檢驗結果確定政策的普適性或者再進行調整。
這一嘗試的過程可能相當漫長。2007年的《破產法》就是個典型的例子。由於這個領域的爭議較大，該法案從1984年設立首個「試點」開始，經過23年、在不同城市、行業、企業的反復嘗試後才出台。
當然，並非所有的政策試點都會得到推廣。有學者認為，政策試點到推廣是一個從不確定性到確定性、從分歧到共識的過程，當各行動者在政策領域中的利益一致並形成共識時，以及當政策目標清晰、行動策略適宜時，試點就容易得到推廣；反之，則容易偃旗息鼓。
而地方與中央之間的互動在政策試驗過程中則發揮了核心作用。無論是自上而下的安排還是自下而上的自發創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政策試點中的不同分工與互動是不斷帶動政策創新的關鍵。首先由中央 （上級）對地方（下級） 經驗進行 「吸納」，即 「先進典型」、 「典型示範」; 然後將吸收而來的地方經驗進行 「擴散」式的推廣，即 「由點到面」、 「逐步推廣」。
總的來說，大的政策目標由中央確定，具體實施辦法則先由地方摸索，然後再推廣到全國。
這也成為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一大特點。
優勢意義
1953年出版的一份幹部學習理論刊物這樣總結了政策試點的好處：
其一，可以減少執行不熟悉政策時的「盲目性」，給幹部群眾提供觀摩和學習新政策的機會，通過在小範圍內嘗試新辦法來克服舊習慣；
其二，先行在小範圍內嘗試新的政策和制度，使地方群眾參與到「試點」中來，可以贏得群眾對新政策的支持，達到「教育廣大群眾」的效果；
其三，在執行新政策時預先進行「試點」，有助於節省人力、物力和時間。
也就是說，「試點」可以: 使政策產生良好的示範效應和輻射效應； 能降低問題處理的不確定性、節約成本； 有利於發揮地方政府的創造性； 避免爭論和分歧，有利於降低政治阻力和風險並糾正錯誤等。
無論從政策過程的實踐還是理論來看，政策試點都是中國政策過程中一個獨特的現象。政治學家韓博天（Sebastian Heilmann）認為， 政策試點與西方國家傳統的政策過程不同，是先於立法的一種「行政試驗」。
中國以「試點—推廣」為重要特徵的政策制定與執行模式是在對理政經驗進行不斷總結和昇華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並且被廣泛運用於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它是中國「土生土長」起來的一項治國手法，是「摸着石頭過河」思維的具體體現。
儘管不同階段的側重點不盡一致，而且歷經不同歷史階段，政策試點在多個方面已發生顯著改變，但它所具有的探索性、創新性、科學性仍得以保持，仍能不斷並有效地服務於改革實踐和制度創新。
正如美國中國政治和歷史學者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所言，中國革命傳統中（包括政策試驗在內）的某些因素實際上推動了市場經濟改革令人矚目的成功。
《黑天鵝》一書的作者納西姆·塔雷伯（Nassim Taleb）認為，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不是因體制不同（市場或計劃，民主政治或獨裁主義）而有所不同，而是取決於這個國家為「最大限度的反復試驗」所提供的機會。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政策試點為國家創新提供了絕佳的條件，也為應對政策制定過程的不確定性提供了一個全面而有益的範例，是中國政治實踐對政策過程理論的獨特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