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愛國思想和忠君觀念是聯繫在一起的。古代君主就是國家的象徵，君與國原本難以割裂。早年杜甫曾用「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來比喻他對唐玄宗的忠誠，如同葵菜和豆葉天性向陽，不能改變。但是杜甫決不是愚忠，出於對昏君庸主的失望，他曾以極其不恭的語氣譏刺肅宗信任宦官，懼怕張皇后：「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為忙。」他對於唐代宗的昏庸更是憤慨：「賢多隱屠釣，王肯載同歸？」，「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批評皇帝不能起用賢人，恩澤雖多，百姓的災難卻更深重。可見，當君主的行為與國家利益不一致的時候，杜甫是將愛國和憂民置於首位的。

盛唐文人普遍具有對國家和民族的強烈使命感。杜甫從盛唐的時代潮流中，汲取了進取積極的精神，很早就以宰輔自許，以天下為己任：「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他屢屢歌詠鳳凰：「我能剖心血，飲啄慰孤愁。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辭微命休？……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鳳凰台》）鳳凰象徵國家的太平祥瑞，詩人願意用自己的心血作為供養國家祥瑞的醴泉，為國家中興、解救蒼生，詩人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

雖然杜甫一生潦倒，但始終執着於關懷現實政治，思考關於國家命運的大問題。例如在安史之亂中，寫下的《塞蘆子》、《悲青阪》等詩篇，為自己不能在戰亂中向朝廷獻上良策而無限憂慮。在《北征》中，他分析了朝廷向回紇借兵必然會帶來的隱患。在《宿花石戍》中，他焦慮地呼籲：「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徵賦？」流落到夔州時，他還借《寄柏學士》詩，請求在位的官員們以百姓的安居為念：「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

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所念念不忘的還是「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的現實，可見杜甫對國家、人民的強烈使命感。杜甫身處亂世，戰爭和流亡所帶來的慘況，強烈震撼他的心靈。因此，在他許多詩裡，表達了對戰爭殘害生命的憤怒和譴責。《悲陳陶》一詩記述了公元756年宰相房琯在陳陶斜的一場敗仗。詩裡描繪了血流成澤、屍橫遍野的場面，指出無數生命僅因主將的失誤，便如此輕易地毀於一旦。這詩不僅反映了當時唐軍慘敗、叛軍氣焰正盛的形勢，而且以典型的畫面突現了戰爭的殘酷。杜甫的心從未因熟視喪亂而變得麻木，他的痛切悲苦之詞，使千載以後的讀者，仍能為他那充滿人道精神的仁愛之心感憤流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