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香中國——圖書館建設七十年

新中國圖書館事業由55所起步,歷經數次現代化轉型發展至今,已超越傳統「圖書館」概念,成為信息、知識、文旅的共享空間,令讀書成為一件很酷、很享受的事。

在美國《時代》周刊發佈的「2018年最值得去的100個地方」中,中國天津的濱海圖書館名列旅行目的地榜首,該刊點評道:「這是一個社交空間,也促進了閲讀和靈感啟發,圖書館持續成為中國最熱門的新景點之一。」

這所「科幻片中才有」的圖書館,有綿延至天花板的白色書山,巨大的球幕廳酷似明眸,令不少網友看了後大呼想去天津「朝聖」。自2017年10月開放以來,該館吸引逾180萬名遊客,成了名副其實的網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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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周刊「2018年最值得去的100個地方」介紹天津濱海圖書館(來源:網絡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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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濱海圖書館內景(來源: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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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今天的圖書館可以讓二者同時進行——用數字技術將「萬卷書」裝進旅人的口袋,而別具一格的圖書館又吸引着讀者「不遠萬里」去體驗舒適的閱讀氛圍。那麼,新中國的圖書館事業是如何發展到如今的面貌呢?在網絡經濟時代,圖書館又扮演着甚麼樣的角色?

 

由55所起步   

圖書館是文獻信息的儲存和傳遞中心。我國自春秋戰國就出現了收錄保存文獻的「藏書樓」,但一向「重藏輕用」,不具公開外借的功能。真正具現代意義上的圖書館在清末出現——京師圖書館和湖南圖書館兼教育博物館,也就是現國家圖書館、湖南省圖書館的前身。

新中國成立後將抗戰以來國統區、邊區、淪陷區各自發展的圖書館整合在一起。當時全國僅有公共圖書館55所,高校圖書館132所,科學和專業圖書館17所,私立圖書館44所。不僅分佈不均,多集中在沿海大城市,而且藏書量少,古籍文獻多遺失散落民間海外。

在此背景下,國家專門組織「政務院指導接收工作委員會」,迅速開展圖書館建設工作。在接收的舊圖書館、藏書樓的基礎上改建一批圖書館,另外新建一批省級公共圖書館、高校及專業圖書館,並廢除入館收費制度,私人圖書館逐漸消失。

為擴大館藏,外交部等部門多次出面赴海外收購、追回古籍文獻。民間也紛紛響應,全國各地的廟宇寺觀、藏書樓和私人藏家捐出大量善本手稿,豐富了新館館藏。以北京圖書館為首的大型圖書館,開始舉辦展覽、詩歌講座、評書會等文化活動。

以1951年安家北京圖書館的33冊《永樂大典》為例,其中11冊由蘇聯列寧格勒大學東方學系圖書館贈還,21冊由商務印書館捐贈, 1冊來自實業家周叔弢。周叔弢在信中寫道:「珠還合浦,化私為公,此亦中國人民應盡之天責也。」反映當時不少藏書家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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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業家周叔弢(來源: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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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圖書館是青少年們喜愛的學習園地(來源: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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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5月4日,達芬奇、雨果等四大文化名人紀念展覽在北京圖書館開幕(來源: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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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圖書館事業相對落後,既無規章制度經驗,又缺乏現代圖書館管理技術和人才,而「冷戰」形勢下,新中國採取「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學習蘇聯成為必然選擇。主要方式是翻譯出版蘇聯的圖書館研究著作,此外也派出留學生,請蘇聯專家來華指導,展開兩國館際交流協作等。

與過往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不同,在「文學藝術要為人民大眾服務」思想的指導下,新中國對農村的公共文化基礎建設尤為重視。閲讀不再是知識分子和城市居民的特權,工農兵成為圖書館的重點服務對象,農村圖書館(室)如雨後春筍在全國範圍內紛紛建立,1957年底已發展到18萬多個。在偏遠地區,則設置流動圖書車(箱)供工農兵借閱。

如火如荼的圖書館建設,也很快延伸至少數民族地區,先後建成西雙版納州圖書館、綏遠省立人民圖書館(後改稱內蒙古自治區圖書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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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50年代,大興安嶺林場的「流動圖書箱」(圖片來源: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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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到1957短短8年時間,中國圖書館事業快速發展。全國公共圖書館數量翻了7倍,高校圖書館藏書量翻了5倍,1956、1957兩個年份增幅最快,這很大程度上歸功於1956年「向科學進軍」的號召和1957年《全國圖書協調方案》的頒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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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開始,全國的圖書館數目隨「大躍進」又迅速縮減。「文革」十年,圖書館學研究和圖書館工作出現停頓甚至倒退。直到改革開放,圖書館事業才迎來第二個春天。

 

現代化轉身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包括圖書館、新聞出版、影視娛樂在內的各項文化事業開始復甦。1980年8月5日,文化部、國家文物局向各省、市、自治區發佈《圖書館工作匯報提綱》,令圖書館事業與經濟發展、社會變革、圖書館業自身的行業變革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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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甦醒的圖書館行業,趕上了中國近現代最大的城市化浪潮,特別是1993年到2013年這20年期間,中國的城市化比率從28%提高到53%。城鎮人口增加,城市數量和規模擴大,農村也轉向城市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人們的文化需求日益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全國公共圖書館數增長了2.5倍,總流通人次增長了8.5倍,使用率大幅提升。城市建設規劃下的公共圖書館,日益成為市民文化活動的重要場所,也成為流動人口增強職業競爭力的「充電站」。僅2016年,全國舉辦各類讀者活動14萬個,參加讀者7,138萬人次。

私人創辦的公益性圖書館也開始零星出現,它們主要分佈在農村,創辦人多為農民、退休人員及鄉鎮幹部、教師、醫生、郵政投遞員等在職人員。據2009年一項調查數據顯示,全國共有211所私人圖書館,分佈在農村的有188所,佔總數的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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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書刊出版業也進入繁榮發展期,1978至2016年,全國圖書出版種數增長逾33倍,報刊出版種數增長逾10倍。

1979年的《關於徵集圖書、雜誌、報紙樣本辦法》規定,出版物一經出版,都要向版本圖書館和北京圖書館繳送樣本,各省市圖書館據此可以評估出版物質量進行選購。公共圖書館依靠各級政府財政撥款支持(財政撥款佔收入比高達89%)來新增館藏。截至2016年,全國公共圖書館藏書量已達90,163萬冊,為1979年的5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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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信息化浪潮的衝擊,中國圖書館也兩次華麗轉身,完成數字化技術轉型。一次在七十年代末,電腦管理的書目數據庫,逐步取代了手工檢索卡片,機讀目錄系統普及。另一次是九十年代起的數字化革新,紙質書變電子書,圖書館將信息上載互聯網,開拓了新的知識共享空間,從此實體圖書館與虛擬圖書館「共存互補」。

與之相對應,各高校設置的圖書館專業,也從單一的圖書館學,擴大到圖書情報學、通信工程等電腦相關專業。據《中國圖書館年鑑》統計,截至2016年,專業技術人才已佔公共圖書館在職從業人員的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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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市民正在掃描地鐵內的數字圖書館。該圖書館內置圖書、有聲讀物、影片等,可通過屏幕、USB下載和手機掃碼三種方式閱讀(來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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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層面,當前中國圖書館業已形成現代化管理模式——總分館制。即在一個城市或地區設總館,周邊圍繞數個分館(專門從事服務讀者的工作)。總館對分館的人、財、物實行統一管理,如數個太陽系同時運轉,達到各級圖書館之間的資源共享和服務互動。

然而,高速發展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經濟發達地區在建館規模、館藏量、信息化普及率等方面均遙遙領先;東部與中、西部地區發展不平衡,各級圖書館對少兒、盲人借閱區等特殊分類的投入也不夠。

近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陸續通過並發佈相關法律,進一步應對解決:

2017年3月1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強調各地區政府應「將公共文化服務納入本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意味着圖書館不分地域,成為經濟社會發展指標之一,中、西部地區政府將配合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戰略,投入大量資源發展圖書館事業。

2018年1月1日起實施的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圖書館法》,明確指出由政府設立的公共圖書館,應「設置少年兒童閲覽區域,並提供特殊群體服務」,保障了圖書館的公益性和均等性。

 

不只是圖書館  

回顧新中國圖書館事業七十載,人們對「圖書館」的定義其實一直在變。在2003年,中國圖書館學家黃宗忠就對網絡時代的圖書館重作定義,將「信息系統」拓展至「信息空間、物理場所、虛實結合的複合體」,以契合圖書館的數字化和日益豐富的文化傳播功能。

數字圖書館錄入古籍、文獻、影音等海量資料,通過APP或微信公眾號供讀者隨身閲覽,實體圖書館則愈來愈考慮空間佈局,外觀上致力打造城市人文景觀,通常請來知名建築師、設計事務所合作,拉動當地文旅經濟。如北京市郊的籬苑書屋,身處美麗寧靜的村落,吸引從北京來的一日遊遊客,他們會在附近消費,也會為書屋的維護捐款。

不少圖書館借鑒私人書店的營運模式,貼近「文青」口味。如位於秦皇島的「最孤獨圖書館」,遊客千里迢迢而來,只為入內點一杯咖啡,翻翻書頁,體驗「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詩意。

今天的圖書館或許已超越「圖書館」的概念,成為信息、知識、文旅的共享空間,令讀書成為「一件很酷、很享受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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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孤獨的圖書館」:三聯海邊公益圖書館(來源: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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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郊區籬苑書屋(來源:中新社)

 

 

參考資料:

《中國圖書館史》 韓永進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7年

《圖書館學導論》 黃宗忠 武漢大學出版社 1988年

《中國圖書館年鑒》 中國文化與經濟社會發展統計數據庫 1996-2017年

《我國圖書館事業發展政策文件選編(1949-2012)》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4年

《中國公共圖書館總分館制建設:起源、現狀與未來趨勢》 圖書館雜誌 2014年第 5期

《20世紀50年代中蘇圖書館事業交流及其影響研究》 圖書館情報工作 2009第 3期

《「最美圖書館」火了,館方有喜也有盼》 新華社 2017/11/ 3

《籬苑書屋:「最美圖書館」讓山野小村獲新生》 紐約時報中文網  2015/ 7/ 8

上載日期:
2019年11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