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海上丝绸之路，获益最大的是亚历山大城，由红海运来的中国丝绸一般不再经叙利亚的腓尼基工厂（西顿、推罗等）加工，而直接进入亚历山大城的丝织工厂加工染织，这更加促进埃及其他工业（玻璃、纸草、亚麻织品）的发展。亚历山大城已成为非洲北部第一大港口，它的多个码头连接起来有14公里长。商船队来往各海洋连接成一个商业网，产品运销罗马帝国各省。

中国四世纪史学家鱼豢著的《魏略‧西戎传》关于大秦（埃及）的描写有数百字之多。非亲历者恐怕很难作如此详细的记述。云集于亚历山大城的东方商人可能包括有中国商人。罗斯托夫采夫认为东方商人在埃及工业活动中占重要地位，甚至挤走了意大利商人，后者不得不撤到意大利半岛本土。东方商人以埃及商人（包含本土化的希腊人）为主，包括印度人、波斯人、南阿拉伯人、叙利亚人、斯基泰人，可能还有中国商人。亚历山大城的批发商、零售商、船主和运输商一般都成立了联合组织，名目繁多，有个体经营的，也有以规模巨大、资金雄厚的贸易公司为基础的。海上商业是最赚钱的行业，东方富商都居住在离海不远的主要商道上。从埃及港口出发，驶出红海的商船进入印度洋开始逐渐增多。有些商船沿着印度西岸南下并绕过科摩林角，最终停泊在印度东海岸（黄支国）或斯里兰卡（已程不国），以直接收购丝绸和其他的中国和东南亚的货物。

公元最初三个世纪，海道初通，东方西方尚未建立正式关系，商人受商业利益驱动，总是充当历史不自觉工具。中国商人也曾如法炮制假充本国使节到大秦。早在公元前34年中国人就出现在埃及的国宾大厅。德国著名传记作家路德维希在《风流与强权──一个真实的埃及艳后》一书中有记录。又据罗马史书记载，公元274年罗马皇帝奥勒良（公元270—275年）在罗马城举行“平叛”庆典，会上出现了从中国、印度、衣索比亚、阿拉伯、波斯派来的使臣，全部“穿着耀眼的无比华贵的服装”，中国史书却无此记载，很可能是商人冒充顶替。

几个世纪来，黄金从尼罗河三角洲滚滚流入罗马。赋税繁重、谷物过度榨取、内讧不已的罗马皇帝远征和大屠杀，使埃及背负着沉重负担。公元263年罗马内战，争夺亚历山大城的巷战使这座名城大部分成为废墟，动摇了亚历山大城的国际贸易中心地位。三世纪罗马的经济危机导致对红海通道控制削弱，但红海贸易的利润仍极具吸引力。此时蓄势待发的衣索比亚高原国家阿克森姆迅速崛起，利用它在红海西岸港口阿杜利斯的中转优势，先是截断罗马的红海贸易，继而又与南阿拉伯人（叶门）一起控制了红海两岸地区，使亚历山大城从海上航线获得丝绸数量一度锐减。

阿克森姆的精明商人很快便理解丝绸在红海贸易的重要性，通过来往于印度的商船，取代埃及商人，充当了中国丝绸贸易仲介商的角色，也走上同中国开展贸易的轨道。阿杜利斯港本身拥有一项出口品王牌──非洲象牙极其有利于它扮演新的角色。非洲象牙比亚洲象牙品质上乘，货源充足，获得东亚商人喜爱。阿杜利斯成为中国商人获取非洲象牙的最早货源供应地。非洲产的“双角犀”的犀角也是中国商人喜爱的俏货。

不管怎样，公元二至三世纪非洲可能有了第二个国家开始与中国接触。阿克森姆还起了另外一种更值一提的作用，由于它控制了红海口的曼德海峡和亚丁湾，又从海口分出一条向东向南的航线，沿索马里海岸航行于东非海域，这条航线为后世中国商人开展东非海岸的生意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