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由55所起步，历经数次现代化转型发展至今，已超越传统“图书馆”概念，成为信息、知识、文旅的共享空间，令读书成为一件很酷、很享受的事。
在美国《时代》周刊发布的“2018年最值得去的100个地方”中，中国天津的滨海图书馆名列旅行目的地榜首，该刊点评道：“这是一个社交空间，也促进了阅读和灵感启发，图书馆持续成为中国最热门的新景点之一。”
这所“科幻片中才有”的图书馆，有绵延至天花板的白色书山，巨大的球幕厅酷似明眸，令不少网友看了后大呼想去天津“朝圣”。自2017年10月开放以来，该馆吸引逾180万名游客，成了名副其实的网红。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今天的图书馆可以让二者同时进行——用数字技术将“万卷书”装进旅人的口袋，而别具一格的图书馆又吸引着读者“不远万里”去体验舒适的阅读氛围。那么，新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是如何发展到如今的面貌呢？在网络经济时代，图书馆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由55所起步
图书馆是文献信息的储存和传递中心。我国自春秋战国就出现了收录保存文献的“藏书楼”，但一向“重藏轻用”，不具公开外借的功能。真正具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在清末出现——京师图书馆和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也就是现国家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的前身。
新中国成立后将抗战以来国统区、边区、沦陷区各自发展的图书馆整合在一起。当时全国仅有公共图书馆55所，高校图书馆132所，科学和专业图书馆17所，私立图书馆44所。不仅分布不均，多集中在沿海大城市，而且藏书量少，古籍文献多遗失散落民间海外。
在此背景下，国家专门组织“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迅速开展图书馆建设工作。在接收的旧图书馆、藏书楼的基础上改建一批图书馆，另外新建一批省级公共图书馆、高校及专业图书馆，并废除入馆收费制度，私人图书馆逐渐消失。
为扩大馆藏，外交部等部门多次出面赴海外收购、追回古籍文献。民间也纷纷响应，全国各地的庙宇寺观、藏书楼和私人藏家捐出大量善本手稿，丰富了新馆馆藏。以北京图书馆为首的大型图书馆，开始举办展览、诗歌讲座、评书会等文化活动。
以1951年安家北京图书馆的33册《永乐大典》为例，其中11册由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赠还，21册由商务印书馆捐赠， 1册来自实业家周叔弢。周叔弢在信中写道：“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反映当时不少藏书家的心声。
当时的图书馆事业相对落后，既无规章制度经验，又缺乏现代图书馆管理技术和人才，而“冷战”形势下，新中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学习苏联成为必然选择。主要方式是翻译出版苏联的图书馆研究著作，此外也派出留学生，请苏联专家来华指导，展开两国馆际交流协作等。
与过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同，在“文学艺术要为人民大众服务”思想的指导下，新中国对农村的公共文化基础建设尤为重视。阅读不再是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的特权，工农兵成为图书馆的重点服务对象，农村图书馆（室）如雨后春笋在全国范围内纷纷建立，1957年底已发展到18万多个。在偏远地区，则设置流动图书车（箱）供工农兵借阅。
如火如荼的图书馆建设，也很快延伸至少数民族地区，先后建成西双版纳州图书馆、绥远省立人民图书馆（后改称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等。
1949到1957短短8年时间，中国图书馆事业快速发展。全国公共图书馆数量翻了7倍，高校图书馆藏书量翻了5倍，1956、1957两个年份增幅最快，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1956年“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和1957年《全国图书协调方案》的颁布。
1958年开始，全国的图书馆数目随“大跃进”激增又快速回落。“文革”十年，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工作出现停顿甚至倒退。直到改革开放，图书馆事业才迎来第二个春天。
现代化转身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包括图书馆、新闻出版、影视娱乐在内的各项文化事业开始复苏。1980年8月5日，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向各省、市、自治区发布《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令图书馆事业与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图书馆业自身的行业变革相契合。
刚刚苏醒的图书馆行业，赶上了中国近现代最大的城市化浪潮，特别是1993年到2013年这20年期间，中国的城市化比率从28%提高到53%。城镇人口增加，城市数量和规模扩大，农村也转向城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人们的文化需求日益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公共图书馆数增长了2.5倍，总流通人次增长了8.5倍，使用率大幅提升。城市建设规划下的公共图书馆，日益成为市民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成为流动人口增强职业竞争力的“充电站”。仅2016年，全国举办各类读者活动14万个，参加读者7,138万人次。
私人创办的公益性图书馆也开始零星出现，它们主要分布在农村，创办人多为农民、退休人员及乡镇干部、教师、医生、邮政投递员等在职人员。据2009年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共有211所私人图书馆，分布在农村的有188所，占总数的89%。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书刊出版业也进入繁荣发展期，1978至2016年，全国图书出版种数增长逾33倍，报刊出版种数增长逾10倍。
1979年的《关于征集图书、杂志、报纸样本办法》规定，出版物一经出版，都要向版本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缴送样本，各省市图书馆据此可以评估出版物质量进行选购。公共图书馆依靠各级政府财政拨款支持（财政拨款占收入比高达89%）来新增馆藏。截至2016年，全国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已达90,163万册，为1979年的5倍之多。
随着信息化浪潮的冲击，中国图书馆也两次华丽转身，完成数字化技术转型。一次在70年代末，电脑管理的书目数据库，逐步取代了手工检索卡片，机读目录系统普及。另一次是90年代起的数字化革新，纸质书变电子书，图书馆将信息上载互联网，开拓了新的知识共享空间，从此实体图书馆与虚拟图书馆“共存互补”。
与之相对应，各高校设置的图书馆专业，也从单一的图书馆学，扩大到图书情报学、通信工程等电脑相关专业。据《中国图书馆年鉴》统计，截至2016年，专业技术人才已占公共图书馆在职从业人员的71.8%。
制度层面，当前中国图书馆业已形成现代化管理模式——总分馆制。即在一个城市或地区设总馆，周边围绕数个分馆（专门从事服务读者的工作）。总馆对分馆的人、财、物实行统一管理，如数个太阳系同时运转，达到各级图书馆之间的资源共享和服务互动。
然而，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经济发达地区在建馆规模、馆藏量、信息化普及率等方面均遥遥领先；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各级图书馆对少儿、盲人借阅区等特殊分类的投入也不够。
近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陆续通过并发布相关法律，进一步应对解决：
2017年3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强调各地区政府应“将公共文化服务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意味着图书馆不分地域，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之一，中、西部地区政府将配合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投入大量资源发展图书馆事业。
2018年1月1日起实施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明确指出由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应“设置少年儿童阅览区域，并提供特殊群体服务”，保障了图书馆的公益性和均等性。
不只是图书馆
回顾新中国图书馆事业七十载，人们对“图书馆”的定义其实一直在变。在2003年，中国图书馆学家黄宗忠就对网络时代的图书馆重作定义，将“信息系统”拓展至“信息空间、物理场所、虚实结合的复合体”，以契合图书馆的数字化和日益丰富的文化传播功能。
数字图书馆录入古籍、文献、影音等海量资料，通过APP或微信公众号供读者随身阅览，实体图书馆则愈来愈考虑空间布局，外观上致力打造城市人文景观，通常请来知名建筑师、设计事务所合作，拉动当地文旅经济。如北京市郊的篱苑书屋，身处美丽宁静的村落，吸引从北京来的一日游游客，他们会在附近消费，也会为书屋的维护捐款。
不少图书馆借鉴私人书店的营运模式，贴近“文青”口味。如位于秦皇岛的“最孤独图书馆”，游客千里迢迢而来，只为入内点一杯咖啡，翻翻书页，体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意。
今天的图书馆或许已超越“图书馆”的概念，成为信息、知识、文旅的共享空间，令读书成为“一件很酷、很享受的事”。
参考资料：
《中国图书馆史》 韩永进主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年
《图书馆学导论》 黄宗忠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年
《中国图书馆年鉴》 中国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1996-2017年
《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政策文件选编（1949-2012）》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4年
《中国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起源、现状与未来趋势》 图书馆杂志 2014年第 5期
《20世纪 50年代中苏图书馆事业交流及其影响研究》 图书馆情报工作 2009第 3期
《“最美图书馆”火了，馆方有喜也有盼》 新华社 2017/11/ 3
《篱苑书屋：“最美图书馆”让山野小村获新生》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5/ 7/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