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讲述可可西里巡山队追捕藏羚羊盗猎者的电影《可可西里》上映。15年过去了，可可西里从藏羚羊的“血色屠场”变为“绿色家园”，这一切变化源于自然保护区的有效保护。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只是众多自然保护区中的一个，那么，中国自然保护区整体情况如何？
2004年，讲述可可西里巡山队追捕藏羚羊盗猎者的电影《可可西里》上映。影片中有一个镜头令人触目惊心，成千上万的藏羚羊皮毛铺满高原，这曾是可可西里的真实写照。
15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次想起这部电影，不禁追问可可西里后来怎么样了？
今天，在众多志愿者的坚守和国家力量的庇护下可可西里已回归平静, “这片4.5万平方公里的湿地上，已经近10年没有过枪响”，可可西里管理处党委书记布琼接受采访时说道。
2016年9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宣布将藏羚羊的受威胁程度由濒危降为易危。2017年7月，可可西里申遗成功，成为中国第51处世界自然遗产。
可可西里生态环境的恢复获得认可。从藏羚羊的“血色屠场”变为“绿色家园”，这一切变化源于自然保护区的有效保护。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只是众多自然保护区中的一个，那么，中国自然保护区整体情况如何？
从1个到 2750个
辽阔的地域造就了中国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森林类型212类、灌丛113类、草甸77类、荒漠52类；近海海域分布滨海湿地、红树林、珊瑚礁等海洋生态系统；动物和植物物种更是多达38631种和44041种······
不容乐观的是，几百年来不可持续的农、林业生产以及近几十年的经济建设过度透支了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所以，中国也是生物多样性面临威胁最大的国家之一。
也许有人会问地球上的生物种类成千上万，多一种少一种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
因为一种物种的消失很可能会导致其他物种的消失。以小小的蜜蜂为例，它们与我们餐桌的关系并非只是一罐蜂蜜那样简单。在全球农产品总产量中，有35%需要昆虫授粉，这包括几乎所有的水果和大部分蔬菜。由于滥用农药、气候变化等因素，欧洲的野生蜂种有9%濒临灭绝，40%受到威胁。蜜蜂种群的衰退，意味着农产品的供给可能发生危机。
可见，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另一方面，从感性的角度出发，我们不想将没有森林、没有大熊猫的世界留给后代。
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人类寻找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有效途径。世界上第一个自然保护区是建于1872年的美国黄石公园，之后各国陆陆续续开始建立自然保护区。
1956年6月，钱崇澍、杨惟义等五位科学家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议案，指出我国天然森林已经不多，应在各省（区）划定若干自然保护区。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
由于对自然保护区重要性的认识尚处于萌芽状态，其建设速度缓慢，各项规章制度欠缺。经过20多年的发展，仅建设了34处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126.5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0.13%。
改革开放后，自然保护区的建立速度加快，《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1985）、《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1994）等专门法规颁布施行，自此，保护区有法可依。中国还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缔约国之一，自然保护与国际接轨。
截至2017年底，内地共建立保护区2750个，总面积约14733万公顷，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14.88%，保护区面积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良性发展
最初，内地建立自然保护区主要是为了保护森林。保护分布广、面积占优势的生态系统类型当然好，可是仅仅这样做，不去关注小而特殊的地方，无法真正拯救生物多样性。因此政府针对不同的生态环境建立了不同的自然保护区。例如，吉林查干湖自然保护区，保护对象为湖泊生态系统；黑龙江五大连池自然保护区，保护对象是火山地质地貌。目前已确立九大类型自然保护区，类型从单一走向多样化。
保护区建立后由谁管理、如何管理也是自然保护区良性发展的关键。1978年之前，保护区没有直接管理机构，大部分由当地林业部门代管，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管理站、管理处、管理局等直接管理机构才逐渐健全。
内地还参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的成功经验，在保护区内部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详细规定了不同区域内的人类活动。
近期引起广泛关注的珠穆朗玛峰关闭事件就仅针对核心区。
为了全面掌握自然保护区内野生动物变化情况，目前80%左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都安装了红外相机，实现了对自然生境下野生动物野外生存状况的跟踪与保护。同时启动遥感监测，以防保护区内出现采石、工矿、养殖等人类活动。自然保护从以往朴素的自然保育走向了现代的生态保护。
一系列措施使得90.5%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85%的野生动植物种类和65%的高等植物群落在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得到保护。
朱鹮的保护更是成为世界濒危动物保护史上的典范。当野生朱鹮种群被宣布在全世界范围内灭绝的时候，1981年陕西洋县发现了七只野生朱鹮，数量比大熊猫还少。通过恢复天然湿地、封山育林，在朱鹮活动和觅食区禁用农药、化肥等措施，朱鹮的数量恢复到1800多只（2018年的统计数据）。中国还在1998年、2000年、2007年、2018年四次向日本赠送朱鹮，令日方得以重建朱鹮种群，提高了朱鹮种群的遗传多样性。
“纸上”保护区？
如今，自然保护区的数量已经非常可观。然而，数量与质量的不对等引来“纸上”保护区的质疑（保护规划停留在文本上、缺乏具体行动）。
不可否认，内地自然保护区的快速发展遗留下来许多现实问题：约三分之一保护区缺少必要的人员、管理和资金；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仍分布居民点和农耕区；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违规审批自然保护区内的建设项目等等。
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能见到这样名不副实的“纸上”保护区，反映了人们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愿望与寻求短期经济利益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即便是自然保护范例的黄石国家公园在最初成立的20年里也曾是个“纸上”公园，理查德·哈里斯（Richard B. Harris）在其《消逝中的荒野：中国西部野生动物保护》一书中如是谈到。
此外，中国与北美、欧洲和非洲面临的保护任务其实很不同。1910年当北美的自然保护开始成熟时，美国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才10人左右。1999年，纳米比亚的人口密度和澳大利亚一样才每平方公里2人左右。而中国1980年的人口密度就已每平方公里107人。特别是绝大多数自然保护区位于“老少边穷”地区，空间上与许多落后乡村交叉重叠。扶贫开发需要建设公路，完善基础设施，但是自然保护区内又不允许发展大规模农业种植和养殖业。那么究竟是先脱贫还是先保护？
如青藏高原就有25个县城、约30万人口位于自然保护区内，仅三江源保护区就有17个县城。保护区内的生产生活活动规模较大。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三江源国家公园成为首个试点。作为更大、更综合、层级更高、保护更严格自然保护区，三江源国家公园改变以往简单移民的做法，利用牧民熟悉地形的优势，将他们从草原利用者转化为生态管护员，每月如按要求完成巡护，还可领1800元（人民币）工资。牧民们切实从生态保护中受益，形成生物多样性保护利益共同体。澜沧江源园区财务部长牟永宏说道：“几年前，草场上还到处是塑料瓶和玻璃渣子，放牧闲下来，群众喜欢在草滩上坐一坐、喝点啤酒，现在这些基本都收拾干净了。”
2017年开始，面对保护区监管的漏洞，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七部门连续两年联合开展覆盖所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绿盾”行动，共调查处理问题2.08万个，追责问责1100多人，关停取缔企业2460多家。
数量众多的自然保护区，与逐步完善的保护区管理体系，对遏制环境破坏，保护自然生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人与自然相处之道的转变也体现着自然保护理念在人们心中生根。
参考资料：
环境保护部 中国自然保护区之页
《守护可可西里系列报道》 澎湃新闻 2017/8
《当脱贫攻坚遇到保护优先：自然保护区管理之困如何解？》 新华社 2018/5/5
《朱鹮：冲出灭绝危境后的远飞》 中国绿色时报 2013/5/20
《改革开放40年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成就、挑战与展望》 中国农村经济 2018/10
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半个地球：探寻生物多样性及其保存之道》（Half-Earth: Our Planet's Fight for Life ）
理查德·哈里斯（ Richard B. Harris）《消逝中的荒野：中国西部野生动物保护》（Wildlife Conservation in China: Preserving the Habitat of China's Wild We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