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是千年文娛的熱點

中國人，甚至是外國人，最熟悉的中國歷史故事和人物，應該是「三國」了。這可以用「家喻戶曉」、「老少咸宜」來形容。不過，絕大部分人所認識的三國故事和人物，主要是來自羅貫中的《三國演義》。這書在中國，以至在東亞的國家和地區，已風行好幾百年，這說法並無誇張。除了《三國演義》，中國一些著名的歷史小說如《楚漢相爭》、《說唐演義全傳》、《楊家將》、《岳家軍》、《七俠五義》等也曾風行一時。不過，現今已日漸被人遺忘。我們這一代是讀這些歷史小說長大的，看來亦是這些歷史小說最後的書迷世代了。在芸芸傳統歷史小說中，獨是《三國演義》到今日仍然大行其道，歷久不衰。比之過去，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有關《三國演義》的各種圖書出版層出不窮，花樣百出。隨着時代進步，三國的故事都在各式各樣的媒體呈現。《三國演義》為題的各類文娛產品，在中國、日本和韓國，依然熾熱，成為這三個國家競爭激烈的文化創意資源。「三國」題材是世界文化史上，流行最持久，讀者最多和最普及的「千年文娛熱點」。影響廣泛如此，當然有其理由。
 

除了《三國演義》外，三國時期的歷史，相信也是中國幾千年歷史裏，最為人喜聽樂聞、最為人熟悉的一段歷史。我們不禁會問，為甚麼《三國演義》與三國時期的歷史，會有如此超時代、超國界、超年紀的閱讀魅力？

首先，我們要知道，《三國演義》雖然是一本歷史小說，是一部文學作品，但它的內容和情節，百分之七十卻是真實的。換句話說，《三國演義》的內容、情節和人物，基本是根據三國時期的真實歷史。所以，不管是喜歡《三國演義》也好，喜歡三國歷史也好，讓人興味無窮的是因為三國時期的這段歷史和人物。我們又會問，中國有幾千年的歷史，也有很多重要的時代。為何不到一百年的三國歷史，讓人特別感興趣？當中有很多原因，就讓我們解開這個疑問。

人們常說「歷史如舞台」，形容歷史很多事件都是驚心動魄，有如看舞台劇一幕一幕的扣人心弦。三國歷史，有如一齣劇力萬鈞、動人心魄的著名舞台劇。劇情既有激蕩悲壯、震撼人心的場面；也有柔情萬種，儀態萬千的情節。剛柔並濟，所以特別引入入勝，特別動人。
 

 三國歷史雖然不足百年，當時的人口，魏、蜀、吳三國加起來，不到千萬人，卻屬於中國幾千年歷史上的一個波瀾壯闊的「大時代」。既是戰亂頻仍、社會動蕩的亂世；又是一個文才武略，英才輩出的「英雄時代」。同時，這樣一個社會動蕩、民不聊生、人口寡弱的亂世，卻在社會經濟、文化思想、文學藝術、醫療科技、農田水利以至城市建築等方面，多有創新，成就卓越，對日後中國歷史的發展，影響深遠，為中國歷史寫下了一篇「亂世華章」。亂世罕能出華章，在中國歷史裏，屬於亂世而能出華章的時代，看來只有春秋戰國、三國和近代了。
 

現在讀三國更有價值和趣味

三國的故事和人物，已流行了千年，有關讀物，多不勝數。大家喜歡讀《三國演義》，因為《三國演義》故事性強，場面動人，人物性格鮮明，甚至帶給我們很多人生和世態的啟示。其實，真實的三國歷史，比起文學創作的《三國演義》，內容更豐富，情節更動人，更能體會到歷史的真實，讓我們從中吸取豐富的社會經驗和人生智慧。真實的三國歷史，不限於政治和軍事，而是涉及到豐富多采的方方面面。如同，三國時期雖然是一個紛亂的戰爭年代，卻是一個重視讀書的時代，是一種學習型的社會。這種歷史狀況，都讓我們認識到三國何以說是「亂世的華章」。
 

現在，我們真有幸。以前，人們只能從文字或者一些插圖去認識「三國」，無法像我們現在可以更立體地去認識和貼近三國的歷史。現今交通方便發達，可以輕易地到三國歷史事件發生的現場遊覽，實地體會當地的山川形勢，指點江山。親臨其地，吟誦歷代文人墨客記史抒懷的名篇，快意情懷。我們亦可透過現代的技術，繪出不同類型的地圖，增進我們對歷史地理的認識。歷史事件的發生，離不開地理形勢的影響，所以要了解歷史，必須認識歷史地理。我們又可到當地的博物館，親睹各種出土的三國文物，感受三國時期的事事物物。
 

對讀者的一些進言

三國的故事與人物，具有跨時代、跨地域和跨世代的閱讀興味和價值。我從少沉迷《三國演義》，後來研究三國的歷史。經幾十年的體會，認為在今天，有兩種人最應鼓勵他們去閱讀「三國」，認識「三國」，分別是青少年及女性，相信他們閱讀後會受益最大。

首先是青少年。青少年的成長，不僅要吸收各種各樣的知識。但是，只是知識是不足以成才的。青少年的成才，須要及早增進人生智慧、培養意志力，開闊視野，強化分析力，學懂人際相處的道理等等。英國大思想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曾說「歷史會增進人的智慧」，所以，因為歷史的真實，通過歷史的經驗和歷史人物立身處世的言行，最能增長青少年的閱歷，提升他們的人生智慧，增進他們對世態的理解。「三國」是一個亂世，亂世就是不太平，不太平的世界是瞬息萬變，動蕩不安。生活在這樣時代的人生，經歷千錘百煉，令人生智慧豐富，能洞悉世變。「亂世三國」的歷史與人物之所以如此動人，原因正在此。在較太平的年代，人容易有「小確幸」的心態，容易滿足「小確幸」的生活；在亂世，人們要面對瞬息萬變的社會，沒有相當的智慧和閱歷是難於應付，容易為社會、為時代所淘汰。

不知道年輕人有沒有感覺到，現在世界已進入一個動蕩的年代。這種動蕩是來自世界政局的不安定，科技變化帶來社會和經濟的瞬息萬變，一切都在迅速變化，知識不足以應付，更需要的是智慧。現在的青少年要培養自己成為能從容面對「大時代」的人才。人的成才是不易的，要多磨煉，多閱歷。人類歷史的發展，也是不容易，要經過多少的風腥血雨，才能使人類社會不斷發展。所以我們要珍惜歷史，尊重歷史，了解歷史，因為歷史留下了豐富的智慧。每個人都生活在歷史的長河中。人的閱歷，人的智慧，倒不必事事都要親身經歷，能從歷史經驗中吸收，就是很好的途徑。正如培根所說，歷史讓人有智慧，意思就是說，閱讀和學習歷史，是增長閱歷、增加智慧的最好途徑。

我舉兩個歷史人物為例子，他們在青少年時期，通過閱讀和學習歷史，讓自己成為「少年英雄」，成為著名的歷史人物。在西方，剛屆二十歲就率領軍隊推翻東羅馬大帝國，建立起龐大、稱霸歐亞幾百年的鄂圖帝國的穆罕墨德二世。他的軍事和政治才能，不是天生的。他自少喜歡讀歷史、讀歷史人物傳記、讀哲學和文學，從這些閱讀中，吸收了豐富的歷史經驗和人生智慧，裝備了超出他年紀和閱歷的智慧，所以能成為歷史上的少年英雄。另一位是三國時代，只有十七歲已經肩負起主持東吳國政，要對抗曹操和劉備兩大梟雄的孫權。他曾說：「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意思是因為從少閱讀歷史等典籍，對日後的管治，獲益很大。他有一著名故事，是勸導他的手下呂蒙閱讀歷史和兵書，終使原來只是一介衝動武夫的呂蒙，成為一個智勇雙全的統帥。不僅孫權，三國時代是一個「英雄出少年」的時代，這些青年俊彥，大都喜歡閱讀和學習，通過閱讀和學習，培養出自己超年紀、超閱歷的人生智慧和意志，所以能成為少年英雄。

另一類要鼓勵閱讀「三國」的是女性。以前人們總認為，「三國」是男性讀物，女性不會喜歡。不是女性天性如此，而是以往社會，受了「男主外，女主內」根深蒂固的觀念所影響。但是，現代社會男女平等，男女同工同酬。在香港，女性的高官和高管，比比皆是，甚至比男的還要多。經驗告訴我們，愈是居於高位的官員和企管，愈需要具備策略思想、戰略部署、領導能力、領袖魅力。若只有勤勤奮奮的行政能力，是遠遠不夠的。歷來，中外都視之為「管治的教科書」的「三國」，對培養人才，培養領袖實在太管用了。在現今男女平等的社會，如想成為高官高管，發揮自己的才幹，就不要再認為「三國」只是男性的讀物了。

中國最著名的「四大小說」中，不管那種年紀都應該閱讀《三國演義》和《紅樓夢》。若視《三國演義》只是男性的讀物，已不合時宜。有些男性視《紅樓夢》只是女性的讀物，也是一大誤解。因此，亦鼓勵男性閱讀《紅樓夢》，不是要他們去學賈寶玉的多情，終日混跡脂粉叢中，因《紅樓夢》是中國一本可擠身世界偉大文學作品前列的書，它是一部刻劃世態和人性最深刻的作品。曹雪芹說的「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世故皆文章。」男性閱讀《紅樓夢》，更能洞明世事，更能認清世故。換句話說，更能認識宇宙人生！
 

本周初，有緣出席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博士題為《共同守望人類的故宮》的講座，聽王院長娓娓道來，意旨宏大，內容豐富，尤其對即將開放又萬眾期待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應是頗有啟發的。

眾所周知，在「四大文明古國」中唯有中華文明綿延至今，成為最古老並且從未中斷的文明，仍是風華正茂和生生不息。而故宮博物院又是中華文明的主要代表，它是古代宮廷建築藝術之大成，是世界上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結構宮殿建築群，被譽為「世界五大宮殿」之首。「聞名遐邇紫禁城，華彩琉璃萬重門。」朱牆黃瓦，雄偉壯觀；雕欄玉砌，富麗堂皇。無論是古風古韻的人文景觀，抑或是「願看故宮一場雪，不負歲月不負卿」的唯美自然，都凝聚無數先人的巧奪天工，璀璨不朽。

除建築之美，故宮博物院亦藏有超過186萬件珍貴文物，以明清宮廷文物類、古建類及圖書類藏品為主，體系完備，品質精良，囊括陶瓷、繪畫、法書、銘刻、青銅器、琺瑯等諸多類別，精華薈萃，蔚為大觀。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等國寶級文物，比比皆是，享譽中外，堪稱人類藝術的寶庫。

2020年，紫禁城建成600年，如何「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王旭東院長提出「四個故宮」，即以「平安故宮」為基礎，保護人類共有的文化遺産；以「學術故宮」為核心，挖掘人文精神和多元價值；以「數字故宮」為覆蓋，實現文物的永久保存和永續傳承；以「活力故宮」為創新，讓文物「活起來」，講好中國故事。

「四個故宮」中，我認為「活力故宮」的概念對香港故宮啟示最大。「活力故宮」在於展現故宮及其文物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審美價值、科技價值、時代價值，讓公眾享有更加充實、更為豐富、更高品質的精神文化生活，讓文化以多種載體抵達大眾，觸動心靈。深厚的歷史背景，加上文化使命，香港故宮的目標，不應只限於成為旅遊打卡點，而更應聚焦於增強香港青少年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進而成為中華文明的繼承人。這需要學校、各大文教機構、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

今年新春，故宮博物院向我們展示了如何讓國寶「活起來」，以名畫《千里江山圖》為創作靈感的舞蹈詩劇《只此青綠》選段，亮相央視春晚，大放異彩，特別深受年輕觀眾青睞。舞蹈通過創新科技，將藝術創作與文物價值融合，盡顯新時代下中華文化的新活力。香港也可製作和故宮有關的教材，包括工作紙、遊戲、展板、影片、教學簡報等，打通諸如中文、中史、常識、視藝、音樂、生活與社會、公民等多個科目，在教材上讓國寶「活起來」，在每一個年青人心中建成「我們的故宮」，讓中華文明生生不息、風華永茂。
 

端午節剛剛過去，但作為今天活動繁多，動靜皆宜、老少咸宜、韓國覬覦的傳統節日，端午節的「華麗轉身」頗值一談。

端午節起源於遠古時期先民五月時令的巫術祭祀和吳越地區的圖騰崇拜，歷史上曾有多個稱謂，如「夏至節」、「五月五日」、「仲夏端五」、「重午節」等。在古代中國，農曆五月正是疫病流行時節，俗稱「惡月」、「毒月」、「凶月」等，而五月五日，更是「惡月惡日」，《風俗通》有說：「俗說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故有關五月五日止惡防毒的記載頗多，至晚在周代，已有用蘭草浸水沐浴，以清潔去毒的習俗。而吃糭子也是一個重要習俗，因糭子以植物葉子包裹，先民選用茭白葉、蘆葦葉、箬葉等，具有驅疫、辟邪、解毒、清熱、消腫等功效。

而在河流交錯之地，先民在水上以舟船捕撈、運輸，考古學者在錢塘江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距今約 7000至8000 年前的獨木舟。而在夏天將臨的日子，追逐玩耍、競渡娛樂，自是必然，《舊唐書‧杜亞傳》有記：「江南之俗，有競渡之戲。」龍舟競渡以外，吳越百姓從「斷髮文身」習俗進而在五月五日用五彩絲繫臂，以增加祭祀儀式感，故近代學者聞一多認為端午是「一個龍圖騰團族舉行圖騰祭的節日」。

那為甚麼會選五月的第五天呢？這或與《河圖》的陽數有關。《河圖》中 1、3、5、7、9 為陽，我國重要傳統節日的時間多為陽數重疊組成，例如：一月一日為元旦、三月三日為上巳節、五月五日為端午節、七月七日為七夕節、九月九日為重陽節。至晚到唐代，五月五日已成為官府認可的節日。唐高宗顯慶二年（657 年）《停諸節敬獻詔》云：「比之五月五日及寒食等諸節日。」「端午」原來稱「端五」，是初五之意，晉代周處《風土記》載：「仲夏端五，烹鶩角黍。」直到唐代才出現「端午」一詞，唐李匡乂《資暇集》：「端，始也。謂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書午字，其義無取。」表明當時社會上已廣泛使用「端午」。

今天的「端午」多說是紀念屈原，但這是後來歷史的「創造」。「端午」的最早名字，可追溯至夏商周時期的「夏至節」，其時屈原遠未出生，最早記祭祀屈原的史料，要到南梁吳均的《續齊諧記》：「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但這一說法在隋代已有異議。杜台卿在《玉燭寶典》認為競渡是「夏至節」的娛樂活動，非為打撈投江的屈原。

今天「端午」的諸多活動是歷史的集大成，既有為去惡月的糭子，又有慶祝夏至節的龍舟競渡，更有屈原投江殉國的悲壯，歷史諸事在此日交差，成了從畏懼到喜慶的曲折過程。
 

在香港開埠以後，遷到香港辦學的英華書院校長理雅各（James Legge）從英國買來一些英文教科書，再根據香港學生的能力、語境、志趣、深淺等作適度的編改，最後通過書院自設的印刷所刊行，這個本來有點無奈之舉，卻打開了東亞教育現代化的一片天，並以《智環啟蒙塾課初步》一書為代表，永垂史冊。
 

由英文至中文

《智環啟蒙塾課初步》（Graduated Reading: Comprising a Circle of Knowledge in 200 Lessons），原是英國教育家貝克（Charles Baker）編寫的課本，顧名思義是由200節課組成的漸進知識圈，屬入門式的通識書，題材包羅啟蒙世界的方方面面，如科學、地理、社會、政治等。1856年理雅各把它編譯成一部香港中學教科書，每頁上部為英文原文，下部為理雅各的中文譯文，儼然一部「小百科全書」。這使該書兼具了知識啟蒙、教義增潤和學習英語的作用，面世後大受歡迎，中央書院（今皇仁書院）、英皇書院等官校也有採用，1859年香港官學更把該書作為標準教材。
 

由中文至日文

《智環啟蒙塾課初步》在日本也流傳甚廣。1860年，此書傳入日本，最初的版本是1862年純中文翻刻版，這一版刪去了每頁上部英文原文，只保留下部中文譯文。直到明治（1868-1912年）初期，日本已出版該書多達十餘種版本，主要是作學童啟蒙書和英語教科書用。學童啟蒙書刪除英文部分，從早初的中文版到日後的日文版，成了認識西洋新知識的入門書，又是基礎的小百科辭典，讓日本學生打開眼界，對引進西學具有啟導的作用；英語教科書則是理雅各的中英對譯版，由於該書是基礎讀物，英語淺白易懂，題材活潑有趣，加上中英對照，是日童學習英語的理想選擇。該書獲日本許多小學採用為為教科書，對日本現代化做出了頗大的貢獻，該書也是日本知識階層主要的知識來源，福澤諭吉和很多啟蒙思想家都曾通過該書以學習英語。日本近代學者增田涉曾指出：「此書作為西洋知識入門的啟蒙書，或作為英語教科書，對明治初年為我國開發新文化立下的媒介之功，必須給予高度評價。」
 

由日本回中國

此外，理雅各在翻譯《智環啟蒙塾課初步》時創作了不少新語詞，如「陪審」（jury）、「老人院」（almshouse）、「公侯院」（house of lords）、「百姓院」（house of commons）、「水蒸」（steam）等。日後這些名詞流入日本，或為日本新譯詞替代，後又出口轉內銷流回中國。這些融入現代漢語詞彙的源流演變，也揭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另一境況。

在這個文化交流的過程中，香港在編譯、出版、流傳等方面擔當關鍵的樞紐角色。

 

很多人都知道香港歷史最悠久的現代中學是創立超過二百年的英華書院（現在的英文名稱是Ying Wa College，往昔為Anglo-Chinese College），但鮮為人知的是該書院不僅是香港第一所，更是東亞第一所基督新教中學。該校在1818年創立於荷蘭殖民地馬六甲，其創辦人馬禮遜和首任校長米憐乃基督新教最早來華的兩位傳教士。他們既是來中國傳福音，卻為何首選在東南亞的馬六甲辦學呢？ 

馬禮遜於1807年9月4日抵達葡萄牙治下的澳門，不久搬往廣州「十三行區」。他游居於廣州和澳門之間，努力學習漢語，搜集中文書籍，聘請包括容三德、李察庭等任中文老師兼助手，並開始翻譯中文聖經。在翻譯和印刷書籍的工作之外，馬禮遜一直尋求可持之以恒的傳教工作，自抵達澳門那天起，他便參觀了天主教教堂和修道院，包括聖保祿書院遺址。聖保祿書院是亞洲最古老的西式大學，由耶穌會士范禮安在1594年創辦，隨後幾個世紀，尤其明清時期，培養了很多歐裔和亞裔天主教傳教士。於是，馬禮遜興起了辦學念頭，教授「華裔青年英語及基督教道理，及【歐裔】傳教士和其他人中國語言及文學」，以培養出華人傳教士。

十九世紀初，英國傳教士在華傳教的困難主要來自兩個方面。第一是來自英國在華的勢力，如英國東印度公司、澳門葡人政府和澳門天主教。馬禮遜於離英赴華時是曲折跋涉的，他要先經北美才能到中國，原因是東印度公司謝絕一切商業以外的活動，所以拒絕他直接乘坐英國船隻到亞洲。當馬禮遜的中文聖經面世後，東印度公司的高層「擔心其對英在華貿易可能造成之嚴重損害」，命令廣州分公司解雇他。第二個困難就是清廷對外國人傳教的態度。清廷實施教禁多年，官府嚴禁印刷西方宗教刊物，兩廣總督曾頒布越加嚴厲的「防範外夷規條」（即所謂「防夷五事」），使得在華境內公開傳教或興辦教會學校越發困難。

廣澳兩地既辦學困難，馬禮遜開始留意荷蘭殖民地馬六甲。馬六甲自1511年以來已由歐洲人管治，該市來往南洋和中國的交通更是便利，為歐亞貿易之重要口岸；而當地華人眾多並幾乎全都聚居在城裏，十分有利傳教或辦學。馬禮遜在致倫敦傳道會的信中寫到：「【設立】一家在馬六甲的機構，以便培訓來自歐洲及本地的傳教士，為恒河外方的所有國家服務。」同時，馬六甲的官員對米憐十分友善，「為他提供住宿及和同桌進餐」，甚至建議他「負責當地的基督教會眾」。這樣的接待不僅有異於廣澳，也讓生活困難的米憐看到希望，最終馬禮遜決定在馬六甲創辦學校，英華書院其後遷來香港，並屹立至今。

《遐邇貫珍》由馬禮遜教育會出版、英華書院代印，於1853年刊行，英文名為Chinese Serial，「遐邇」一詞，即有「遠近」之意，其內容包括言論、新聞、傳道和科普文章。該刊發行時期不長，只到1856年止，但卻創立了多個第一：香港第一份中文月刊、第一次配有新聞插圖、第一次為文章配上標題、第一次為廣告開闢專欄、第一次使用了鉛活字印刷。簡言之，《遐邇貫珍》極大程度地推進了中文報刊的現代化進程。其發刊辭說明了這份刊物出版的目的是促進中西之間的溝通與聯繫，建議中西方之間應該相互學習：「彼此不相交，我有所得，不能指示見授；爾有所聞，無從剖析（原文用「剖皙」）相傳。倘若此土恒如列邦，准與外國交道相通，則兩獲其益。」

此外，1853年創刊號的〈題詞〉中也留下這首自勉的詩句：

此詩道出了《遐邇貫珍》可以將遠近都聯結為一體，龐大浩瀚的辭藻可以貫通古今，若想要了解中外之事，可以將它作為指南針。《遐邇貫珍》內容的重心是介紹西學和西方文明。創刊號的序言就介紹到它的版面是由報道、喻言、近日雜報等幾個部分組成。對西洋文明的介紹，最初以政治、歷史以及歐美國家的各項先進制度為中心，後來則主要偏向於介紹西醫學、地質地理學、動物學、化學。

至於讀者方面，我們可從兩方面的資料猜度《遐邇貫珍》的最大讀者群。首先，在最後一號的〈遐邇貫珍告止序〉有言：

「然究其告止之由，非因刊刷乏資，蓋華民購閱是書，固甚吝惜，即不吝惜，而所得終屬無多。惟賴英花二國同人，啟囊樂助。」

可見因為習慣不同，中國人訂閱《遐邇貫珍》非常少，剩下能支撐《遐邇貫珍》辦下去的，就是在港在華的英美人士，他們是報紙最大的訂閱者。其次，《遐邇貫珍》每一號都附有非常詳細的「英文目錄」，用英文寫出了《遐邇貫珍》的英文名、價格、出版日期、附言等等。但是這一「目錄」並不是將所有的題目予以翻譯，只是選擇了一部分外國人比較感興趣的內容，再翻譯標題，可見是專為西方人而設。於是，《遐邇貫珍》也是第一份在中文期刊上刊印英文的報紙。這一做法後來也被許多傳教士報刊模仿。

《遐邇貫珍》在各個方面都有承前啟後的重要意義，它宣傳西方的政治制度、歷史、地理等知識，客觀上開拓了國人的視野，對民智的啟迪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遐邇貫珍》也影響到當時的日本，日本幕府末期的很多開明人士購閱《遐邇貫珍》。
 

《孫子兵法》家喻戶曉，很多從未讀過此書的人都能對其名句琅琅上口，如「水無常形」、「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不戰而屈人之兵」等。隨着《孫子》成為普遍讀物，很多人會想當然地以為孫子是先秦諸子之一、書中只有陰謀詭計，和市井之學《三十六計》混為一談。但事實是否如此呢？
 

不入諸子流

首先，《孫子》雖然和先秦諸子同代，但卻從來不屬九流十家一員，可說是「不入流」。先秦諸子多志在宣揚其主張，希望能救春秋戰國的「倒懸」之局，故儒家舉仁義、墨家尚兼愛、道家倡無為等，但《孫子》卻沒有一個核心主張，也不以普及救世為目的，它更接近一種方法論。北大教授李零曾有一部著作名《唯一的規則》，唯一規則就是沒有規則，用今天聽得懂的說法就是「實事求是」。故兩漢收錄的書籍，自《七略》到《漢書‧藝文志》都把《孫子》為代表的中國兵家分為一略，以別於諸子略。
 

寫給頂級棈英

其次是《孫子》為誰而寫？我們先看看此書的特點。

北宋文豪歐陽修指《孫子》「其言甚有次序」，指其言簡意賅，道理深刻，章與章的排列，井井有條。觀乎《孫子》，有字少理多、空泛卻又專業等特點，更像是一本武學秘笈。和其他先秦著作比較，就能看到其文字少但道理多的特點：《道德經》字數最少，5,635字；其次就是《孫子》，6,150字；其他著作都在一萬字以上，如差不多同年代的《論語》是16,114字、《墨子》更是81,185字等。然而和玄之又玄的《道德經》不同，《孫子》箭不虛發，其所涉及的核心思想有：「重戰、慎戰和備戰思想」、「重計、全勝和速勝的戰略思想」、「主動、惑敵、因情用兵思想」、「重法重道的治軍思想」以及「辨證哲學思想」，而支撐這些思想的論述更有十六項之多，以相當簡約的文字盛載如此豐富的思想，如非悟性極高的精英讀者，實難一點即透。

此外，《孫子》理論頗為空泛，書中充斥着如「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一語，當中的「示、遠、近」都沒有清楚說明。更甚者，《孫子》專業用語處處，例如「圮地無舍，衢地交和，絕地勿留」、「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兩句語，「圮地」、「衢地」、「絕地」是甚麼地？「九天」、「九地」又是甚麼？這樣既空泛又專業，正正是因為讀者屬軍政界精英，無需多言。

由此可見，能看得懂它的，更多是手握一國生死的帝皇將相。於是，我們見到文武兼備的曹操曾說：「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創立千秋功業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有言：「觀諸兵書，無出孫武。」
 

持續一個多月的俄烏戰爭不僅沒有平息的跡象，反而有曠日持久之勢，這讓我想到中國古代兵學奇書《孫子兵法》，這本誕生於約公元前五百年的春秋末期，距今有二千五百多年歷史的中國兵學集大成者，於今讀來，深感博大精深，言簡意賅，並透視了古老而又早熟的中華文明是如何興盛至今。   

《孫子兵法》提出大量獨有的戰爭見解，舉其最重要的，是如何「慎戰」。一本兵書竟然強調「慎戰」的重要，就像宗教書導人走向不信神一樣奇特，但《孫子兵法》的「慎戰」是深藏大智的，因為對農業社會而言，千方百計保持穩定是最為重要的。戰爭是一場國運的賭博，稍一不慎隨時國破族滅，故如能讓自己立於「不敗」之地，令別國不敢進攻，比在戰場上獲得的更多，更能行穩致遠。《孫子兵法》不把重點放在如何進攻取勝，而是強調善戰故能不戰，熟讀《孫子兵法》的曹操用一句話總結「善戰者無赫赫之功」：善戰者是沒有顯赫功勞的。  

我們在《鶡冠子‧世賢》看到一個「善戰者無赫赫之功」的故事。魏文王問扁鵲說：「你們三兄弟誰的醫術最高明？」扁鵲說：「大哥第一，二哥其次，我最差。長兄在病沒有症狀的時候就能治好，所以只有家裡人知道他醫術高明。二哥在病症很小的時候就能治好，所以名氣也就在幾十家的小村裡為人所知。而我必須要等到病入膏肓，再開刀破腹，用藥用毒，外敷內服，所以天下聞名。」    

能防患於未然，有大功而無大名的才叫善戰。  

圍繞着「慎戰」觀，《孫子兵法》提出一系列戰術配套，如「致人而不致於人」（能夠調動敵人而不受敵人的擺佈）、「先勝而後求戰」（要先創造出取勝的條件，才與敵人交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對敵我雙方的情況都能了解透徹，打起仗來百戰就不會有危險）、「以正合，以奇勝」（以主力部隊與敵人交戰的時候，要埋伏一支出其不意的奇兵，在戰鬥中打亂敵人的部署，是致勝的關鍵）、「識眾寡之用者勝」（懂得或善於把握兵力的多少而採用不同戰法的，就能夠取勝）、「先禮後兵」（先按通常的禮節與對方交涉，如果行不通，再用武力或其它強硬手段解決）等。  

有趣的是，中華文明是世上唯一提出「慎戰」觀的文明，而同時，中華文明又是迄今未中斷的廣土巨族式古文明。地球好比一個舞台，在數千年的人類文明史上，群雄競逐，此起彼落，但無論情況如何改變，中國都是其中一個主要的「雄」，曾經的對手不少都或亡或弱，唯獨中國是盛衰不息，從未離開過舞台。 
 

 中國有悠久的農耕文明，與之有關的節慶、用語、風俗、詩歌等，比比皆是，遠有《詩經‧采菽》：「采菽采菽，筐之筥之。」，近到北京冬奧會的二十四節倒數，在云云概念中，「五穀」是最常見，但又最使人摸不著頭腦的，早在《論語‧微子》 中，已有老人嘲笑讀書人「四體不勤，五穀不分」，那五穀應怎樣分？   

「五穀」一說出現於春秋戰國時期，指稻、黍、稷、麥、菽，五種常吃的主食。  

歷史上，中國北方的最早主食是稷和黍。《詩經‧黍離》：「彼黍離離，彼稷之穗」，就是描寫路邊黍和稷生長的樣子。稷，俗稱小米，又叫黃粱。古人視小米為百穀之長，所以稱穀神為「稷」。國家也有「社稷」之稱，社稷二字便指土神和穀神。小米易種植，產量足，煮食簡單，長期是北方百姓的主糧，直到唐代才被小麥超越。唐傳奇《枕中記》有「黃粱一夢」，講的是有個舉子盧生在夢中享盡榮華富貴，但一覺醒來，店家的小米飯還未熟。  

黍，俗稱黃米。黃米煮熟後有粘性，無論煮飯、煲粥、作糕、釀酒都別具風味。它易耕種、易打理、周期短，成活率高，頗受先民青睞，但產量有限，無法滿足人口增長的糧食需求。故日後黍退居二線，唐代孟浩然的《過故人莊》有一句：「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他的友人便是用這黃米招待他。  

麥指的是小麥，是後起之秀，起源於西亞，大約在距今五千年傳入中國，直到今天仍是中國北方的主食。初期由於小麥不抗旱，收割、加工方式困難，種植門檻頗高，故並不普及，《漢書‧食貨志上》記載董仲舒上書：「今關中俗不好種麥。」但小麥的好處是產量大、成品多，故兩漢政府大力推廣，改良灌溉種植方式，加上磨麵粉的旋轉磨廣泛使用，到了南北朝時，小麥已成了百姓的主糧之一。如今我們常見的饅頭、燒餅、麵條、餃子皮等各式各樣的食品，就是由小麥磨成的麵粉製成的。  

長江流域的南方地區的主食則是稻，就是我們最熟悉的大米。稻的種植頗考農民功夫，但十分適合南方雨多和暖的環境。2004年，考古學家在湖南省道縣玉蟾岩遺址發現了五粒古稻穀，估計是屬於舊石器向新石器過渡時期（距今一萬多年）的栽培稻，證明湖南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有人工栽種水稻的地方。  

菽，則指大豆，也是古代重要的糧食作物，除可用來進食，更可榨油。西漢《汜勝之書》中有「豆有膏」之說，是中國最早記載大豆含有油脂的一本農書。大豆含有豐富的植物蛋白質，也能用來做出各種豆製品，如今仍常出现在大家的餐桌上。  

一部「五穀」的歷史，也是一部中國農耕文明的地理、人口、技術、食品的發展史，更是古人物質生活、飲食文化的生動體現。  
 

最早的記載 

近代學者梁漱溟曾說：「中華文明是早熟的文明。」既是早熟，對疫病自不陌生，文字是信史的開始，在中國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中，早已有「瘧疾」、「疾年」等記載。最早的甲骨文是武丁（？－前1192年）時期，即離現今3,000多年前已有「疾年」的出現和記載。和疫病相近的「癘」字可見於《尚書》、《山海經》和《左傳》。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對「疫」的解釋是：「民皆疾也。」已很形象地點出了疫病的可怕在於傳染性。  

疫病是癘鬼   

防疫在政府  

高手在民間  

宗教治身心  

清初年間，明朝剩餘勢力退至南方和沿海，其中據守台灣的鄭成功部隊兵力頑強，為對付鄭成功等，清廷採取嚴苛的遷界策略。順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頒布「遷海令」，強令沿海四省居民內遷五十里。其中包括今港九新界地區，居民被強迫內遷，原本位於九龍城的官富巡檢司亦被內遷至南頭赤尾村（今深圳市內）。

遷界期間，清廷在沿海軍事要地駐兵設守，其時，新安縣（今港九新界和深圳）中最重要之軍事政治中心就是「大鵬協」（位於今深圳大鵬灣），九龍城區因瀕臨海域，地位重要，故設立「九龍台」，作為見賊示警的烽火台。「九龍台」是「大鵬協」屬下一個軍事要站，用以瞭望鎮守九龍灣一帶水路區域，設「把總」1名，統領兵丁73名。

嘉慶十五年（1810 年），為加強防禦海盜，新安縣知縣李維榆將佛堂門炮台移建於「九龍台」，可見「九龍台」的軍事地位漸凌駕於鄰近香港各炮台，並在鴉片戰爭初期，發揮了抗英的作用。

1839年鴉片戰爭全面爆發前，中英兩軍的衝突點主要在尖沙咀海面，九龍灣附近停泊不少英國船隻，「九龍台」的軍事地理更顯重要。5 月，林則徐把駐守「大鵬協」的水師船調動至「九龍台」駐守，並將該地升格為「九龍寨」，以防英艦侵擾。9月，英艦攻擊「九龍寨」，「大鵬協」參將賴恩爵率領三艘水師船，在「九龍寨」的炮火支援下，回擊英船，戰火持續約十小時，其間英船先被擊退，最後退至尖沙咀。在這場海戰中，「九龍寨」立下奇功，協助水師擊退英艦，是為中英近代戰爭史中為數不多的勝仗。林則徐給道光帝的奏摺中說道：

計是日接仗五時之久，我兵傷斃二名，其受重傷者二名，輕者四名……查夷人撈起屍首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

這次九龍海戰清軍死傷不多，而英軍死亡至少十七人。在九龍戰爭中，九龍寨的戰略軍事地位愈顯重要。

是次衝突導致鴉片戰爭全面爆發，清軍大敗，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清廷被迫簽下首條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被迫割讓香港島，在鴉片戰爭期間建成的尖沙咀炮台及官浦炮台也被迫拆卸和炸毀。此時，一海之隔的九龍半島地理更形重要，為加強九龍地區的防衛，兩廣總督耆英1846年奏請在九龍建立城池駐守。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清政府批准。1847年，九龍寨城竣工，因城牆是以石塊築成，故亦寫作 「九龍砦城」。

香港保衞戰雖是日本同時向英美發動攻擊的戰役，但世人研究二戰多關注偷襲珍珠港甚或新加坡戰役，而鮮有提及香港保衞戰。因為這戰在軍事上毫無價值，它不是特殊戰例，它只是強勝弱敗的必然：  

· 是日本「知可以戰」與英國不知「不可以戰」；  

· 是日本臨場「識眾寡之用」與英軍布陣練兵一錯再錯；  

· 是日軍「上下同欲」與英軍華洋分割；  

· 是日以虞待英之不虞；  

· 是日將能與英將剛愎；  
 

倫理道德是中國傳統文化最注重的內容，也是家教最注重的內容。倫理道德基本概念是「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是中國古代家教內容的重中之重，為子孫建立傳統的價值觀。 

《韓非子‧顯學》云：「世之顯學，儒墨也。」當中的「墨」，指墨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中的重要學派。